近一年来,大陆发生了一系列震惊中外的恶性事故。这些事故之所以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和中共高层的重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媒体的及时介入。江西芳林小学大爆炸被中外媒体率先爆光后,朱熔基才不得不在人大会议期间公开道歉,并制定了重大事故的领导追究制度。但是,这之后的另一些恶性事故,地方政府大都采取严禁媒体及时介入的措施。最近发生的南丹煤矿特大灾难就是在隐瞒了一段时间之后,才被媒体爆光,引起 社会的义愤和中共高层的重视。随着对南丹某煤矿特大灾难
的处理进入了正常程序,8月27日的《人民日报》第4版发表了署名裴智勇的文章《假如媒体缺席》。此文以近年来少有的勇气,通过评论媒体对频发恶性事故的及时报导,突出了媒体对 社会、对政府、对官员的舆论监督作用,强调及时揭露社会的阴暗面是媒 体的神圣职责和正当权利,更是对公民知情权的尊重,论证了一个具有新 闻自由的社会,才具有能够及时进行自我修复的健全机制。
制造黑幕、控制媒体、剥夺民众的发言权和知情权,使舆论监督处在沈默和缺席的御用状态,一直是中共维持其独裁政权的主要手段,也是暗箱操作、腐败横行和事故频发的重要原因之一。此文最精彩的地方在于, 并没有停留在就事论事的水平上,而是呼吁一种新闻制度的出现:“一种让媒体公正介入的秩序,一种让公众了解社会真象的秩序。这个秩序让社会具有更完善的自我修复机制,表明公民的知情权已受到重视,这无疑意味着社会进步。”
吊诡的是,今年以来,大陆媒体可谓灾难重重。中共的意识形态主管 部门对媒体进行了严酷整肃。《南方周末》、《书屋》、《当代名流》等知名媒体,皆遭到了釜底抽薪的整肃。中共还针对媒体下达了“七个严禁 ”的禁令。同时,严格的《互联网管理条例》使大量网吧和网站
受到严厉 的整肃。由于公开挑战江泽民的“7 1”讲话,在历次意识形态整肃中巍然不动的左派刊物《真理的追求》和《中流》也被停刊。改革20几年来, 从12年前的《世界经济导报》被强行取缔之后,受到整肃的一直是具有自由化倾向的媒体,被封杀的一直是自由知识份子。左派的舆论阵地受此重 创,在中共的执政史上实属罕见。反右、更要反左的口号,第一次有了个案上的突破。这说明了江泽民政权对舆论采取的完全是为我独尊的态度,无论左右,观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允许任何人公开挑战他的权威。
一方面是对舆论界的严厉打压,让所有的媒体只发出一个声音:“7.1 ”讲话是伟大的理论创新;另一方面是中共的第一喉舌《人民日报》提倡 新闻制度的创新;在这种悖论的深层隐含的现实是:媒体的监督可以针对 地方官吏,但是不可以针对中央;可以打擦边球式地揭露社会阴暗面和批评正统毛派,但绝对不可以讨论和质疑三个代表。一种由社会多元化而产生的言论自由的要求,正在顽强而策略地扩展自己的舆论空间。但是,决定这种“半吊子的言论自由”的生死予夺的权力,仍然紧握在执政党的手中。中共感到安全时就可以放一放,一旦产生权力不稳的恐惧时就痛下杀手。
大陆舆论界的这种尴尬处境,也明显地表现在这篇为新闻制度创新辩护的短文中。细心的读者可以注意到,此文虽然一再谈到舆论监督的必不可少,却刻意回避了“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媒体独立”等事关 舆论界生死存亡的关键字眼;虽然反覆提到媒体爆光对官员的制约作用,却完全站在官本位的立场上,把舆论监督的社会效果与提高党和政府的威 信捆在一起,绝口不提言论及新闻的自由是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似乎发挥媒体的监督作用和揭露阴暗面功能与歌功颂德相辅相成,仅仅是“党的 喉舌”捍卫党的利益的另一种职责。
这种畸形的言论观和新闻观,不仅存在于中共的“喉舌”中,甚至也存在于民间和自由知识界。在左派刊物《真理的追求》和《中流》被整肃后,网上出现了大量幸灾乐祸的言论。特别是曾经遭受过邓力群等左王之苦的知识份子,更是喜形于色。虽然邓力群等左派在主管中共意识形态时 期,对自由知识份子的整肃决不会手下留情,整肃媒体和知识界是他们的日常功课。80年代的清污和反自由化就是铁证。但是,这一切并不能作为剥夺邓力群等人言论自由权利的理由。你可以不同意左派们的观点,不订阅他们的刊物,反抗他们大权在握时对言路的堵塞,但是你不可以在
他们的言论权利受到强制剥夺时沉默、甚至幸灾乐祸,更不能在自己拥有了某种权力之时封杀他们。如果有一天,大陆知识界在经历过种种磨难而争取到言论自由权利之后,就以封杀对手的言论来实施报复,打压那些曾经整肃过自己的人,那我们争取到的不过是言论独裁的恶性循环:以暴易暴 、以封杀对封杀、以剥夺对剥夺,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就永无出头之日。
虽然在当下的制度背景下,大陆自由知识界处在不断被整肃的境地, 不可能拥有封杀别人发言权的权力,剥夺左派们言论阵地的人也不是自由 知识界,而是现行当权者,但是,对老左王们被整肃的那种幸灾乐祸的心 态中,隐含着危险的:一遭权在手,便把禁令行。
无神论者伏尔泰曾经为异教徒受迫害大声申诉,自由知识份子必须为 一切被强制剥夺的发言权辩护。捍卫《南方周末》的新闻自由和捍卫《真理的追求》的发言权是等价的,正如捍卫一个罪犯在法庭上自我辩护的权 利和为一个蒙冤者讨还公道是等值的一样。
的处理进入了正常程序,8月27日的《人民日报》第4版发表了署名裴智勇的文章《假如媒体缺席》。此文以近年来少有的勇气,通过评论媒体对频发恶性事故的及时报导,突出了媒体对 社会、对政府、对官员的舆论监督作用,强调及时揭露社会的阴暗面是媒 体的神圣职责和正当权利,更是对公民知情权的尊重,论证了一个具有新 闻自由的社会,才具有能够及时进行自我修复的健全机制。
制造黑幕、控制媒体、剥夺民众的发言权和知情权,使舆论监督处在沈默和缺席的御用状态,一直是中共维持其独裁政权的主要手段,也是暗箱操作、腐败横行和事故频发的重要原因之一。此文最精彩的地方在于, 并没有停留在就事论事的水平上,而是呼吁一种新闻制度的出现:“一种让媒体公正介入的秩序,一种让公众了解社会真象的秩序。这个秩序让社会具有更完善的自我修复机制,表明公民的知情权已受到重视,这无疑意味着社会进步。”
吊诡的是,今年以来,大陆媒体可谓灾难重重。中共的意识形态主管 部门对媒体进行了严酷整肃。《南方周末》、《书屋》、《当代名流》等知名媒体,皆遭到了釜底抽薪的整肃。中共还针对媒体下达了“七个严禁 ”的禁令。同时,严格的《互联网管理条例》使大量网吧和网站
受到严厉 的整肃。由于公开挑战江泽民的“7 1”讲话,在历次意识形态整肃中巍然不动的左派刊物《真理的追求》和《中流》也被停刊。改革20几年来, 从12年前的《世界经济导报》被强行取缔之后,受到整肃的一直是具有自由化倾向的媒体,被封杀的一直是自由知识份子。左派的舆论阵地受此重 创,在中共的执政史上实属罕见。反右、更要反左的口号,第一次有了个案上的突破。这说明了江泽民政权对舆论采取的完全是为我独尊的态度,无论左右,观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允许任何人公开挑战他的权威。
一方面是对舆论界的严厉打压,让所有的媒体只发出一个声音:“7.1 ”讲话是伟大的理论创新;另一方面是中共的第一喉舌《人民日报》提倡 新闻制度的创新;在这种悖论的深层隐含的现实是:媒体的监督可以针对 地方官吏,但是不可以针对中央;可以打擦边球式地揭露社会阴暗面和批评正统毛派,但绝对不可以讨论和质疑三个代表。一种由社会多元化而产生的言论自由的要求,正在顽强而策略地扩展自己的舆论空间。但是,决定这种“半吊子的言论自由”的生死予夺的权力,仍然紧握在执政党的手中。中共感到安全时就可以放一放,一旦产生权力不稳的恐惧时就痛下杀手。
大陆舆论界的这种尴尬处境,也明显地表现在这篇为新闻制度创新辩护的短文中。细心的读者可以注意到,此文虽然一再谈到舆论监督的必不可少,却刻意回避了“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媒体独立”等事关 舆论界生死存亡的关键字眼;虽然反覆提到媒体爆光对官员的制约作用,却完全站在官本位的立场上,把舆论监督的社会效果与提高党和政府的威 信捆在一起,绝口不提言论及新闻的自由是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似乎发挥媒体的监督作用和揭露阴暗面功能与歌功颂德相辅相成,仅仅是“党的 喉舌”捍卫党的利益的另一种职责。
这种畸形的言论观和新闻观,不仅存在于中共的“喉舌”中,甚至也存在于民间和自由知识界。在左派刊物《真理的追求》和《中流》被整肃后,网上出现了大量幸灾乐祸的言论。特别是曾经遭受过邓力群等左王之苦的知识份子,更是喜形于色。虽然邓力群等左派在主管中共意识形态时 期,对自由知识份子的整肃决不会手下留情,整肃媒体和知识界是他们的日常功课。80年代的清污和反自由化就是铁证。但是,这一切并不能作为剥夺邓力群等人言论自由权利的理由。你可以不同意左派们的观点,不订阅他们的刊物,反抗他们大权在握时对言路的堵塞,但是你不可以在
他们的言论权利受到强制剥夺时沉默、甚至幸灾乐祸,更不能在自己拥有了某种权力之时封杀他们。如果有一天,大陆知识界在经历过种种磨难而争取到言论自由权利之后,就以封杀对手的言论来实施报复,打压那些曾经整肃过自己的人,那我们争取到的不过是言论独裁的恶性循环:以暴易暴 、以封杀对封杀、以剥夺对剥夺,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就永无出头之日。
虽然在当下的制度背景下,大陆自由知识界处在不断被整肃的境地, 不可能拥有封杀别人发言权的权力,剥夺左派们言论阵地的人也不是自由 知识界,而是现行当权者,但是,对老左王们被整肃的那种幸灾乐祸的心 态中,隐含着危险的:一遭权在手,便把禁令行。
无神论者伏尔泰曾经为异教徒受迫害大声申诉,自由知识份子必须为 一切被强制剥夺的发言权辩护。捍卫《南方周末》的新闻自由和捍卫《真理的追求》的发言权是等价的,正如捍卫一个罪犯在法庭上自我辩护的权 利和为一个蒙冤者讨还公道是等值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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