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20年到今天，中国社会的财富分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社会的贫富差别也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但当今社会财富的分布情况到底如何？至今没有一个准确的统计数字。国有资产还有一定的数目：经营性资产大约6 万亿元，非经营性资产大约有2 万亿元。那么私人资产能有多少呢？既然国家统计部门没做统计，那就让我们来做一估算。首先是个人存款，到今年底已达6.4 万亿元，加上手头现金、债券、股票、保险，私人手中的金融资产至少8.4 万亿元。
再来算私人的固定资产，首先是房产，目前全国城乡私人住房一共200 多亿平方米，城市大约有50亿平方米，按每平米500 元计算，总共要10万亿元。也就是说，全国私人的房产价值大约有10万多亿元。
再就是经营性资产，这包括店铺、厂房、写字楼办公室、交通工具等，这一些资产总计起来大约也有六七万亿元。如此这般计算下来，私人资产总计在25万亿元左右，大大高于国有资产。但国有资产还有一块地下资源没有计算，如果算上地下矿藏以及土地资源、海上资源，国有资产还是大得多。
有人估算过，改革开放20年来，向私人转移的财富大约有30万亿元。但旱涝不均，有的摊得多，有的摊得少。并且根据统计数字，这种差别还相当巨大。例如，最近美国一家杂志登出了中国50名首富，其中荣毅仁家族排在首位，财富量大约为2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就是160 亿元。其余的从10亿美元到几亿美元。
短短的20年问，中国就生出这么多富翁，中国人在财富占有方面已拉开了这么大的差距！这种社会现实能不让人们拼命地追求财富吗？因此，赚钱已成了时代的主要特色。中国已进入了追求财富的时代。
蓝皮书反映的社会现实
上一年的社会蓝皮书，发现其中有大量的社会抽样问卷调查和民意测验，譬如人民生活水平的问题。在去年对63个城市2500人的抽样调查中，55％的民私营企业工人和47％的国有企业工人反映说生活水平比上年有所下降，只有20％左右的人说有所上升。但在企业负责人和国家干部中，生活水平上升的大大多于下降的。教师和科研技术人员提高的也比下降的多得多。可惜的是，这项调查没深入到农村，如果让农民来填写问卷，可能收入下降的比例还要大。
事情很明显，当今文化程度低或社会地位低的人的生活水平正在与文化程度高和社会地位高的人拉开差距。由此引出另一个话题，中国贫富差距会继续拉大还是会缩小？在问卷回答中，将近40％的人认为会继续拉大，只有20％的人认为会缩小。为什么在财富方面悲观的人要比乐观的人多？这是否反映了一个不可改变的社会现实？
在中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山区农民生活水平仍很低。中国经济20年来以平均9.8％的高速发展，社会的财富总量有了很大的增加，今天人们可以自豪地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跻身于世界前八名，再有20年将超过日本甚至美国。但接下来要问个问题：这些财富是否能比较均衡地分配到了每个国民头上？改革20年来，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在不同的人中间，提高的程度有很大的不同。譬如在某些发达的农村，一些农民家家户户都住上了两层小楼，家用电器一应俱全。但有些地区，许多农民仍然住在几十年了的老旧房子里，生活条件和环境基本没有什么变化。在城市也是如此，一些先富起来的人早已住进了花园洋房，坐上高级豪华进口轿车，但很多人仍然拥挤在空间狭小的街道平房里，过着与60年代没有多大差别的生活。8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刚刚减少了4000万，城市里又冒出了1000万城市贫困人口。经济高速增长的好处能否润泽全体人民？这已是当今社会越来越关心的话题。
“2000北京经济论坛”，会上，北京市研究室的人士发言说，北京市最富裕的20％的人口的财富是最贫穷的20％人口的11倍。发达国家的这一比例一般在6－7 倍，而北京市目前已经超过了发达国家。中国的贫富差距正在越拉越大。
贫富差距是怎样拉开的
可以这么说，当前中国贫富差别拉开差距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事非公经济的经营者，赚了都是自己的，因此，收入迅速膨胀起来。举几个例子，联想公司和四通公司的经营者，今年年初在香港市场的一次股票抛售，8 位公司董事人员便净收入1.4 亿港元，每个人平均一两千万元。这让那些工薪阶层干上八辈子也挣不出这么多钱。值得注意的是国有企业目前也在改制，一旦大规模的进行，也会迅速崛起一批成千上万的大富翁。最近江苏春兰集团已经开始动作了，此集团拿出15亿元的股本（折合总资产的25％）向员工出售，按等级、资格划分股份，最高者可拿到5000万股。如果转制成功，集团老总陶建幸便可能成为国有企业的知名人物，成为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先锋和财富的标兵。干国企为什么不能致富？春兰集团的举动向世人显示：干国有企业照样可以成为富翁。春兰改制完成之后，中国可能出现一波国有企业大规模的产权制度改革。像青岛海尔的张瑞敏、青岛海信的周厚健、四川长虹的倪润锋都可能成为中国21世纪历史上的第一批资本家。
第二种贫富差别出在腐败上，成克杰任自治区领导几年的时间内，便敛财4000万元，其他的一大批没有被挖出的贪官污吏聚敛的钱财也决不在成克杰之下。腐败造成的社会贫富差距远远大于个体私营企业主造成的贫富差别。不管怎么说，民营私营企业主还是靠智慧和劳动挣来的钱，君子取财有道，这种致富造成的社会贫富差别，群众从心里还能容忍。但贪官的暴富却是天地不容人间共愤的。改革20年来，通过腐败流向私人腰包的钱远比干民营企业挣的钱多，甚至比厦门远华集团的走私利润还要高得多。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在社会学所做的社会问卷调查中，“腐败”成了当前人们公认的社会最严重的问题，由上年的第三位跃升到第一位。需要指出并不是没有贫富差距就是好。像改革前的那种平均主义也不行。 水没有落差不会流动，人没有贫富便没有干活的动力，社会便难以发展。所以，拉开差距是理所当然的事。那么这种差距拉开何为合理，何为不合理？只要靠劳动正当得来的财富都是合理的，这种差距即使扩大到李嘉诚的地步，也没什么可指责的。但要是靠贪污腐败走私行贿获得钱财，则得而诛之。
财富带来的病
追求财富是人类共同的本性，也是亿万人每天都在为之劳作的目标。当然追求财富的方法和手段很多，问题是当一个人有了财富之后该怎么办。当一个人拥有了资本，既可以使他做好事，也可以使他做坏事。这就要看一个人的品质和本性怎样了。有些人有了资本在拼命地搞建设，像有些民营企业家和国企领导人哪舍得随便乱花钱，辛辛苦苦积攒的一分一角也要用在继续发展上。我们称这一类人为良性资本。现在要找出那些恶性资本，即哪些人有了钱便胡作非为？这一类 人的资本大多数是靠不正当手段得来的。即使是个体私营企业者，其中也有一部分的财富是靠贿赂政府或国企人员，通过不正当的交易得来的。反正富得容易，钱花得也容易，挥霍浪费也不心疼。我们可以称这样一些富起来的人为恶性资本。最可怕的是刚刚被枪毙了的广州原国有某公司的总经理谢鹤亭一类人物，此人拿着国有企业的钱跑到澳门赌博，直到输掉了公司的所有资产。上亿元的资产就这样被白白挥霍掉。这才是真正的恶性资本。如果财富掌握在这样的人手中，他占有得越多，给社会造成的浪费就会越大。这一类恶性资本的代表人物在当前的中国特别多。原因何在？本人认为关键在于体制，即中国的特殊国情。在国有体制下，一些国有企业的领导人虽然不在名义上拥有企业资产，但却可以实际支配国有资产，决策失误后也可以不负责任。谢鹤亭是因为赌博输掉了钱才被枪毙，如果是正常的经营，亏损了几亿人民币，可能也就是拍拍屁股走人，甚至异地当官。这种人物与那种随意挥霍自己私有财产的资本家是一样的，都是恶性资本的代表。因此，在我们国家，与其花大力气去痛骂某些个体私营业主的资本横行，不如认真清查国有体制内的颟顸无能，暴殄天物。因为国有体制内浪费的钱财远远大于体制外其他经济成分的浪费。
为了明天，节制财富
如何节制财富这个概念？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在一定制度的约束下，也不是可以随便横行的。在社会主义国家，私人资本更难于恣意横行。在中国民企和私企业主往往都是夹着尾巴做人。即使夹着尾巴，工商税务公安还有找不完的麻烦。因此，节制财富的内容主要落到那些掌握国有资源而又不称职的人头上。一旦对这些人失去监督和制约，那么这些人便会由于品质的低劣、道德的败坏而大行贪污腐败之道。在前些年经济过热时期，物质利益和灯红酒绿腐蚀掉多少干部和企业领导。所以，在 中国不管是私人资本还是国有资本都要节制。不要以为节制资本仅仅是私营企业家的事。更应当做的是保护国有资产，保护广大工人、农民的利益。只有当国有资产不被轻易的浪费、挥霍的时候，企业的工人才会有好日子，我们工人农民的生活水平才不会比上年下降。甘肃一家国有企业的资产被厂长廉价地卖给南方的一家外资企业，不久停产，致使上千名企业职工生活陷入困境。所以，就中国目前的形势看，遏止国有资产流失的任务很重。但靠什么办法来遏止资本横行和财富流失呢？仅靠政府部门的纪律检查部门行吗？当然不行，加上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揭发，检举？仅靠这两方面还不行，还要建立一种真正有效的民主法治制度和产权制度，建立起一套法治的道德思想观念。也就是说，在一个制度合理、法律严明的真正按劳取酬富的社会，是不会有那么多“资本横行”的现象。只有在一个制度不健全、非法暴富的社会，资本横行的现象才比比皆是。
消息来源：新经济(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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