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在遵义的北面有强敌川军堵截,红军难渡长江天堑；南面有国民党中央军薛岳主力驻军,依仗乌江天险挡住红军去路；东面有湘军追击部队,郭勋祺三个旅准备在3月6日由桐梓向遵义东南地区进攻。周浑元三个师准备向遵义西南地区进攻,刘湘和周浑元部队准备7日会攻遵义。形势危急，红军于3月5日抓紧时间撤出遵义,唯有向西才是一条生路。于是毛泽东和朱德总司令决定向西面的周浑元部进攻,以进一步扩大战果,积极创造条件,开辟新的根据地。
但是当红军撤出遵义向西进发时,发现敌情有重大变化：蒋介石已判明红军西进意图,令周浑元部在西边的长干山西北一带构筑工事,诱使红军进攻。一旦红军进攻时,周部即向黔西北地区兜剿,吴奇伟军则秘密行动,配合周部对付红军。蒋介石又将大量主力部队部署在乌江一线,既防止红军西进,又防止红军南进。此时红军如果继续西进去打周浑元部,则正好上了蒋介石的大当。于是毛泽东和朱德下令停止西进,寻找新的空隙和战机。
可是林彪、聂荣臻的第三军团因娄山关之胜的鼓舞,求战心切,认为此时可以避开中央军,去攻打只有一两个团驻守的名叫打鼓新场的地方。他们认为此处是通往黔西的必经之地,攻占此战略要地,对红军西进开辟新的根据地极为有利。
林、聂的这个建议得到了周恩来的同意。而毛泽东则认为，此时打鼓新场处虽然只有少数黔军,但是滇军主力正在向其地运动，如果冒然进攻,势必会与滇军正面对垒,其他国民党部队也会蜂涌而至,红军不仅又会吃土城消耗战之亏,而且还会陷入重围无法走脱,很可能被敌军剿灭。他觉得此仗关系重大,建议周恩来立即召开全体军委委员和几个军团负责人再慎重研究一下。于是中央和军委的洛甫(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叶剑英、刘少奇、王稼祥、政治部主任朱瑞以及军委纵队司令、政委等所有领导，当夜齐集在鸭溪的总部作战室研究讨论，会议由担任党中央总书记的洛甫(张闻天)主持。
在会上,所有的中央领导人全部主张采纳林、聂建议,去进攻打鼓新场,只有毛泽东一人反对。他认为,在这种敌人增援大部队很快会云集于此的情况下,以疲弱红军去进攻打鼓新场,只会中敌人的圈套而失败。可是全体与会者都不听毛泽东的劝阻,彭德怀认为可以集中兵力,未尝打不下来。林彪则讽刺毛泽东被土城消耗战打怕了。在会上,以绝大多数为一方,以毛泽东一人为另一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造成了全体反对毛泽东一人而毛泽东一人反对全体，双方互不相让的对峙局面。
毛泽东见无法说服大家,便毅然决定以辞职来反对全体。他说：“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总指挥了。你们既然要我负责,又不听我的,我不干啦！”洛甫则把毛泽东顶了回去，说：“不干就不干！”也有人附和说：“少数服从多数！”主持会议的洛甫便以表决形式对林、聂建议和毛泽东的反对意见作出决定。结果除毛泽东一人外,二十多位领导人全都举起手赞成进攻打鼓新场,毛泽东的意见被一致否决,同时也被罢了官。
但是在会议以后的当晚,毛泽东为了避免红军中计失败,不顾一切地到周恩来处，再次加以劝阻不要去打打鼓新场。而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当周恩来正准备命令红军进攻打鼓新场时,突然得到情报说,敌军主力正从多个方向向打鼓新场运动集结,周浑元部和川军也正准备向红军侧背部夹击,红军如果真的按照中央全体领导的决定前去攻打打鼓新场,也许就会钻进敌人口袋而全军覆没。
刚刚得到情报的周恩来此时也才感到事情的严重性，有些不知所措。听了毛泽东的再次劝阻以后才恍然大悟,深表自责地说:“你考虑的是对的,野战军不能进攻打鼓新场,明天一早赶快开会说服大家。”于是中央军委很快发出停止进攻打鼓新场的指令,并再次集合所有领导成员在鸭溪总部召开第二次会议,转达毛泽东的意见。
事实证明，毛泽东当时反对全体的意见是正确的,大家对毛泽东料敌如神的先见之明和在关键时刻以他一人力挽狂澜扭转危局之举口服心服,一致同意了他的主张,重又恢复了他的前敌总指挥领导职务,并组建了以他为实际最高领导的包括有周恩来、王稼祥的“三人团”军事指挥小组。从避免进攻打鼓新场的第二次鸭溪会议起,毛泽东在中共军队的最高领导地位才被正式得到公认和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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