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希金说过：“我们强大有力，并非因为将士英勇，也不是波兰人援助得力，而是因为民意－－老百姓的公意。”雨果说：“普遍的道德是社会的基础，普遍的良心是法律的基础。”一位智者说过：“民主的获得有赖于政治的清明和人的因素的提高。”毛泽东同志讲过：“政策一经制定，干部起决定作用。”
同样的体制，不同的作为，谈腐败之源，又怎能对人的因素视而不见?更何况人是一切活动的推动者、实施者，包括体制的制定与完善！在任何极端的体制和制度下，也不乏不出卖自己灵魂和良心的人；再宽松的环境里，也会产生的软骨头的人和群体。民主和法制的灵性有赖于忠实于它的人民的灵性。没有道德、良心和灵性的人民，就不会有强大的法律和秩序。
华盛顿说：“民主社会必须有人民大众的德行作依靠，否则秩序就不能维持。”早在十九世纪，法国人托克维克就指出：“法制比自然环境更有助于美国的民主制度，而民情比法制的贡献更大。”英国人伯克说：“有德的人民不会推举出腐败的代议士；卑劣、懒惰、不懂辨别的人民，不会拥有廉能的政府，这是古今的通则。”
一个民主社会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在于每一份子都享有充分自由的同时，对社会承担相应的责任。有德有勇的群体是不会漠视人们对法律破坏行为的，只有愚顽劣根、不识好歹的群体，才会把透支法律精神为能事。没有一大批恪守法律道德的执法者和敢于监督执法的群体，任何法律只能是一纸空文。
先有高尚的群体，而后才会有好的社会。符号先生说：“离开道德，一切法律都是不公道的！”象所有的规范一样，法律制度也是一种规则，这种规则比任何一种规范更加需要社会全体的自觉和拥戴。因此，法律制度对人的自律要求更高，作为他律性的规范，当这种规范缺乏有效的保障机制时，如果再缺乏自律精神，那么无论多么美好的法律也只能形同虚设。没有一只严格恪守法律精神和道德的队伍，再美好的制度设计也只能是一句空话。更深的因子则在社会的法制精神。
因此，我们在完善司法监督机制的基础上，必须构筑起全社会尤其是司法队伍对宪法和法律的忠诚与信仰，这是依法治国的需要。人治不如法治，但法治也要靠人来实施。人是靠不住的，但人又是很关键的。没有一只高素质的恪守法制精神和道德的队伍，任何法律的监督都会流于形式。正如王安石变法的执行者不效忠变法一样，保证监督的执法人员一旦不恪守法律和道德，机构和人员也往往只是司法的符号而已。
有法不依，甚于无法。中国不是缺少法律，而是缺少敢于监督政府官员的力量。中国今天依然没有摆脱官强民弱，民对官无任何制约能力，而当官的则可以为所欲为。
斯迈尔斯说：“政治权利，不管多么广泛，也不会使一个堕落的民族变得高尚。”“以个体的不道德为基础的政治道德，从来就没有任何稳定的存在形式。”以众多个体不道德为基础的法律道德，从来就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老翟说：生命只有一次。而我们的同志却说：即便生命赋予我十次、百次，我的生命也要献给“集体”。如此国情、民情，很难让人恭维我们是生活在依法治国的二十一世纪。
群体需要良知，社会需要道德，惟有如此，才能支撑国家的法律。要依法治国，就要呼唤社会的良知和道德。没有了良知和道德，法律也就缺少了骨骼。高尚的道德和行为，并非绝对地产生和依赖于它的管理体制和思想教育，相反取决于它的民风和社会风气。个人道德的提升，成为良好的社会风气的源泉。好的民风，能给人们开创自觉向善的生活模式。
当美国就克林顿和莱温斯基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很多中国人都觉得不可思议，认为未免小题大做。其实回过头来看，美国人又岂只是无聊于总统的性丑闻，他们揪缠不休的还在于总统是否对法律不忠甚至阻挠司法调查，妨碍了司法公正。美国人对克林顿、莱温斯基事件的不依不饶，是他们维护法制精神的坚定信念和对法律的绝对忠诚使然，这是美国式民主和法制得以维持的基石。撇开社会制度上的差异不论，光看美国人对法律的这份孤忠，我们难道可以无动于衷吗？！
有时侯，法多，非但不好，反而有害。一个法律制裁一批腐败分子的同时，又在自发地、大批地、每日、每时的培养新的腐败，执法的过程其实就是再腐败的过程。在缺乏良知和社会道德的群体和社会里，我们宁愿抱着让一个饱虱子咬死的可能，也不原让一批饿虱子为我们打发寂寞和无聊。
正如作者所说，“就整个窝案来看，有时一个企业一个部门贪污已经是公开化和合作化了。在那里，任何一个人‘单独行动’根本无法作案，只有合作，才能‘成功’”。一个地方，一个人无法单独作案，这本身就说明互相监督的制度是存在的，而且是发挥了作用的。不是个人偷盗，而是集体私分，说明财务制度还是严格的。制度是建立在互相监督基础之上的，互相监督得不到执行，这就不是制度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了。
决定法制精神的的因素，并不是法律的丧失，而是人民法治精神的丧失。德国法学家耶林说得好：“主张自己的权利，是公民对社会的义务。”一致通过是奴隶的行经，全体一致是民性的堕落。十九世纪法国自由主义思想家托克维尔所论述自由制度时，说：“当人民执意要当奴隶时，谁也无法阻止他们成为奴隶。”权利要与不要，关键观念看自己，而民主要不要，其实关键取决于民情。在极端的残暴的奴隶社会，作为奴隶的伊索照样不为权势所压榨和奴役。任何东西都有被施舍的可能，惟独民主和法制。
《明君比暴君还坏》一文中讲过：“惟有那些真正珍视和善待自己权利的人，才能撑起未来中国的脊梁。然而前不久，当上海市政府开始定期发布环境质量公报时，很多市民写信打电话给市府，对此“义举”表示赞扬，纷纷说：“真想不到，政府给我们做了这么一件大好事。”好一个“想不到”！仅此一句“想不到”，就把这个本应是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拉回到了几百年前，因为此时的市民与彼时的小民一样，“想不到”自己的权利，将本分当作了恩惠，不同的恐怕就只差撩衣跪倒，叩头谢恩，山呼万岁了。而在市府发布环境质量公报之前，那些市民的声音又到哪里去了？”
民主、富强、稳定、幸福的秩序，有赖于独立自主、见义勇为的个体参与和维护。只有众多的个体有效辨别的正义与邪恶，公理与强权，勇敢与懦弱，强健与萎靡，自由与专制，明智地站在真善美的一边，摈弃底气不足的病态，并自觉地行动起来，维护社会公义，只有如此，精神文明才大有希望，物质文明才有永恒的保障。一个人有底气可能是飓风中的篱芭，千万个人就可能是逆流中的抵柱。
周有光说：“清末老一代不解帝国主义的性质，今天我们一代人了解现代文化的性质吗？”这句话显然问得很好。现在有些中国人的的确确还不知现代民主政治为何物。也许正因为这样，社会才常常喜欢重温“秦汉”旧梦。满脑没有民主思想、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的人，怎能成为强健的现代公民？没有强健的公民群体，何来强大的民主国家？杨支柱说：“民主政治虽然不要求老百姓具有关于民主制度运作的专门知识，但它必然要求公民有自主选择的能力和对于自己的选择负责的良知……”
鲁迅先生说：“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咒骂的地方击退可咒骂的时代！”如果国人都能像电影《地道战》里一样，在自己战区里纷纷各自为战，一个一个地歼灭，怕身边的法律制度也决不会如此大面积的塌方。社会要想医治缺少底气的“骨质疏松”症，用一个电影明星的广告词来讲：得补钙。
最大的腐败不是官场上的腐败，而是人民漠视社会腐败。人民的漠视，是腐败生长的沃土和肥料。巴尔扎克说得好：“傻瓜旁边必有骗子。”腐败的坐大，是群体不争的必然。我们怪不着别人，我们只能怪我们自己不争气。作家张平说：“对腐败保持沉默是可怕的。”一旦对腐败麻木了，那将是我们民族真正的劫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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