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读来，这位李长植的读后感仍然在我们耳边响起，仍是那么的熟悉和迫切。“40年”过去了，应该是1969年。可是，再加上32年，跨了世纪了──鲁迅先生的“对于家法社会封建思想的肉搏”还在继续进行；“有声的发声，有力的发力”仍然是我们呼唤的责任；“不怕幼稚，不怕挨骂”，仍然需要相当的忍耐和勇气。
最近在上海，一位大学二年级的学生问我：1989年时，学生到底为什么要闹学潮呢？我说，因为胡耀邦去世了，需要有活着的人继续发出声音。他若有所思地说：“胡耀邦？好象名气蛮大的嘛。”还有一位研究生，也问道：“1989年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当时才7岁……”
是啊，我怎么向这位当时才7岁、而如今却是跨世纪人才的研究生解说“1989”的事情呢？
不只在校园，在社会上，在知识份子云集的新闻单位、企业、机关、律师事务所等，人们同样会发出这样那样的疑问。中共封锁消息、掩盖真相固然蒙蔽了人们的眼睛，可是“1989”毕竟才过去10年多一点点啊，怎么就可能就已经变成了一个神秘的“历史之迷”呢？
有些因“1989”而遭到关押的民运人士，至今仍在关注，在思考，在交流。但这交流的圈子越来越小：人们早已不关心留在这些人身上的伤痛，好像，“1989”只是民运人士的“89”，只是海外流亡份子的 “89”，与自己没有多少关系。也有些好奇之人，只是了解、了解，和“看客”们差不了多少。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出于对“民主”的无知和理解的偏差，认为“民主”就是搞群众运动，就是搞动乱，就有可能让他们过不上安稳的日子，扰乱“小富即安”的现状，因此而对“民主运动”和“民主份子”产生反感和厌恶。他们会生气地说：“别跟我谈民运！”好像 “民主”就是一种会带来灾难的瘟疫似的。
孙伏园先生1924年写过一篇文章《关于鲁迅先生》，提到“药”时，他说，“有一位很研究文学的先生，却没有懂得‘药’好处──你要吃群众的肉，群众便为你祝福；你要为群众求福，群众便吃你的肉。这是人类的大悲剧。”
孙先生所说的这个“人类的大悲剧”，今天看来，不仍然是个大悲剧吗？
《议报》chinae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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