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事实却雄辩地证明了我的天真和幼稚，在我们的周围，真的就有"夺泥燕口，削铁针头，刮金佛面细寻求，无中觅有。鹌鹑嗉里寻豌豆，鹭鸶腿上劈精肉，蚊子腹内刳脂油，亏老先生下手"的角色。四川省宣汉县的一些人的所作所为，就是一个很不光彩的例证。
上海科洋公司是一个规模不大的私营企业，它的老总龚文辉是一个来自湖南岳阳的农村孩子，曾有过乞讨经历，靠乡亲资助才完成了学业，因此他对贫困儿童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
2000年9月，这家私营企业向四川和湖南的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各汇出了1万元，以"一对一"结对子的方式资助了两省各25名儿童。他们"一对一"对口方式是：捐助者款项用于一固定的儿童，小学期间共400元，每学期资助50元。这家公司按照基金会发来的资助名单，给每个孩子写了一封信，表示了资助的意向。一年之内，四川有15个孩子陆续回了信。可是令人奇怪的是，其中有13个孩子问，钱什么时候能收到。科洋公司致信四川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查询。2001年8月，他们收到了7封四川省宣汉丰城区的、不同乡的儿童来信，表示收到了钱。可这7封信的笔迹完全一样，也都是于2001年7月30日8时寄自同一个邮局。后经证明信，这些信完全是假的。这7名孩子根本没有得到捐款。
叫人难以置信的是，科洋公司通过正规的希望工程渠道，一对一捐助的17名儿童，在一年内只有三名，明确收到了他们的捐助款。上海科洋公司愤怒了。作为读者的我，也无法不感到义愤。
在此，我为科洋的公司的义举，以及他们爱心，致以崇高的敬意；也为科洋公司的负责精神，表示深深的敬佩。如果没有他们的认真，这桩丑闻也就不会暴露出来，而我们的那些苦难的孩子，却还在空担着希望工程捐助的虚名。
这些助学钱的去向，我们暂且不管，就四川省宣汉县的做假行为，我想伤害的不仅是上海科洋人的感情；也动摇了人们对希望工程的信心。对希望工程的信誉也是一个一个沉重打击。科洋的老总龚文辉不就表示，将继续捐失学儿童，"只是今后不一定通过希望工程了。"
在农村，还有许多的贫困家庭，还有无数需要资助的失学儿童。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府，不是一直在强调要重视教育吗？为什么就不能为他们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具体的措施？我们承认"希望工程"是一项义举，是一些有良心、有责任感的人们的无私奉献。可是，我们知道，希望工程的捐助，对那些迫切需要救助的失学儿童来说，只有说是杯水车薪。它所能发挥的功能和作用也十分有限。更何况还有那么一些人，从这本已是稀有的资源中动手脚，做文章。
我们知道，国民教育有其特殊之处。就是它有不可改变的先期投入，后期收获的"滞后性"。教育投资回收周期长，教育成效更是要在相当长的时间以后，才能显示出来。民众教育成功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民族兴盛衰亡。因此，政府为了社会的整体利益，必须担负起普及国民教育责任。纵观世界发达国家，无不把教育放在政府开支的重要位置，尤其重视提高整体国民素质。
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希望工程"这个名字，本身也是政府无能和国民丢脸的象征。中国是实行9年义务制教育的，很明确，每一个小孩应该是政府出钱的，何劳大家捐助呢？明显地问题出在了政府的身上。没有书读的孩子，也完全有理由把政府告上法庭的。国家一方面克扣教育方面的预算，另一方面花钱搞各种愚蠢的工程。真是中华民族的悲哀啊。
由于教育的失败导致道德的沦丧素质的下降，已给我们国家的发展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因此，我们的政府，如果真的以民族利益，国家发展着想，就不要把对教育的重视，只是停留在文件上，表达在口头上。为什么不能停建那些好大喜功，耗资千亿元、劳民伤财的工程？而把这些钱用来发展教育？用来提高我们国民素质？为什么不能嘴下留情，放下你的筷子，省下每年数以千亿的公费招待来办教育？为什么不停止那些纯粹是以党政干部公费旅游为目的出国考察。每年省下那多达三、四百亿的钱，要办多少所学校？损助多少贫困儿童？……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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