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中共的左派刊物《中流》曾经发表过一篇同名文章，而且确实是和老曹"过不去"。
但我此文题目只取"其人其言"的字面含义，也就是想随便谈谈这个人和这个人的观点，绝对没有这个短语后来在中国大陆的政治环境中衍生出来的、往往使人联想到"大批判"的那层含义。
祸起"红机子"
曹思源，原籍江西，现居北京，四、五十岁，个头矮胖，见过他一面、但不知道他底细的人，常常把他当成中共大干部、企业老板、单位传达室看门的、或北京摊位上卖瓜的等等，似乎很少有人把他的块头、长相与学者联系在一起。
乍一见老曹，很难想到他是学者
但他还确实是个学者。虽然他曾经在京城的红墙衙门中"熬官"，后来又一直在神州的商海大潮中浮沉，但他的本色和他的自我定位仍然还是学者。
用他的话讲，前段经历是"误入歧途"，后段经历是"以商养学"。
他是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的研究生，毕业后在当时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分子"从政热"中，迈入了中南海的红墙深院，先后在国务院办公厅和国家体改委工作。
我最初认识他还是八十年代中期，他正热火朝天地搞《破产法》，以至于被人送了个外号"曹破产"。
当时，他是国务院破产法起草工作小组组长。企业破产在那时的中国还是人们无法接受的概念，《破产法》草案送交人大常委审议时，遭到许多被安排"退居二线"、担任人大常委委员的中共老干部的反对，据说，他在幕后做了许多说服工作，包括给这些常委委员打打电话解释一下改革与企业破产的关系、寄本他写的书《破产法漫谈》之类的。
对于他的这种做法，不同的人似乎有不同的评价。当时在知识分子中影响颇大的报纸《经济学周报》将此赞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新的参政方式："院外活动"，但国务院和人大系统却对此非议颇多。有一次，笔者遇到一位在人大系统工作的同学，谈到曹思源，这位同学一脸不屑，说他在人大、国务院之间"窜来窜去"的，与其身份不符云云。
我不解："他不是国务院破产法起草工作小组组长吗？"在我的心目中，国务院的一个"工作小组"的组长来头可不小，如什么"对台工作小组"、"宣传工作小组"等，这位同学回答说："嗨，那是个临时机构，组长也是个虚职，他不过是一个每月拿87元工资的小科员。"
这下，我明白了，在等级森严的京城衙门中，87元的月薪是当时研究生刚毕业开始"熬官"的起薪，我这位同学的意思是：曹思源在红墙中混了多年，还是一个小科员，看来"熬官"起色不大，但既然是科员，就应该有与科员身份相称的行为。
据说曹在国务院的顶头上司对曹的"院外活动"也颇为不悦："你怎么搞到人大首长的电话号码的？首长们用的都是红机子啊！"
"红机子"是中国高干们家中使用的一种号码保密的红色电话机。
老曹后来与我谈起这段轶事时感慨地说："人大常委委员不就是议员吗，议员要与选民保持联系，电话怎么能保密呢？！"
似乎与他从事"院外活动"的种种不顺有关，后来老曹研究的重心从经济学方面的"破产"转到了政治学方面的人大旁听制、议会民主等题目，但这样一来，他在机关中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同事和上司都指责他"不务正业"。
大概因为在红墙内碰到这样的令他感到沮丧的事儿太多了，所以，后来到1988年，当北京四通公司的老板万润南找他商谈由四通出资成立一个民办研究所时，两人一拍即合，老曹终于跳出了红墙，结束了始终是小职员的"宦海生涯"，从此便不受阻碍地从事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
老曹领衔的"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成立不到半年，就赶上了"八九学潮"，该所因涉"鼓动人大常委开会罢免李鹏案"而在"六四"后被中共安全部门"连锅端"，老曹本人则在"六四"开枪前一天就被当局"收容审查"，成为最早失去人身自由的知识分子之一。
而且这次"惹祸"也与"红机子"有关：老曹和所内工作人员查到了一些人大常委委员的"红机子"号码，并给他们打了电话，鼓动他们召开紧急会议，罢免颁布戒严令的中国总理李鹏。
据说老曹结束数月"收审"回到家后，仪容不整，满脸生草，显然多月未刮，令家人大吃一惊。不过，当我拜访他时，他满脸刮得净光，精神也不像我原先想象的那样颓唐，恰恰相反，仍然是那副颇具误导性的"若非高官大款、即为贩夫走卒"的无忧神态。
"与蛇谋皮"？
后来，我离开中国，便与老曹失去了联系。
但我仍然断断续续地从相互的朋友那里听到一些老曹的消息。据说，出狱后，为了求生、糊口，他也下海经商，又改回吃"破产"饭，成立了北京思源兼并与破产咨询研究所，据说还颇为成功。但听说他仍然坚持两个原则：一不流亡，二不流俗，也就是不像某些下海的知识分子那样，乐而忘返，弃学专商。
再后来，又在海外传媒陆陆续续地看到有关他的报道：在"六四"后的一派肃杀气氛中，老曹谈论的却仍然是非常敏感的政治改革问题。
近来，他的新建议是：中国共产党应该改名，改成社会党。
对于这一建议，我所接触到的中国国内外的许多华人都不以为然，有人认为，如果中国一党专制制度不改，不管共产党改成什么名字，都与民主无关；还有人认为，建议共产党改名，不啻与虎谋皮。
曹思源打算“与蛇谋皮”
最近老曹赴欧洲考察这里的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我终于通过电话找到了仍在法国访问的他，与失去联系多年的他通上了话。问到他这次多国之行人们对他的"改名说"最多的质疑是什么时，他的回答也是：人们怀疑这是"与虎谋皮"。
我很感兴趣地问："你怎么回答的呢？"
老曹电话中说："我说，我不是与虎谋皮，而是与蛇谋皮。"
"此话怎讲？"
"中国共产党也在不断地变化，就像蛇一样，为了生存，它要不断地蜕皮。也许终于有一天，它会感到，为了自身的生存，它要蜕下共产党名字这层皮。"
"但有人说，即使蜕下这层皮，如果不搞民主改革，那也仅仅是换个名字搞一党专制。"
"改名字是第一步，接下去的课题就是修改党纲，从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党改为接受民主、多元原则的社会民主党。"
原来如此。但我还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像方觉、刘军宁这样的官员、学者，一谈及政治改革这个话题，就遭到整肃、打压，但你好像没事，而且出入自由？"
老曹又像贩瓜者那样爽朗地笑了起来："确实有人多次问我为什么没有'二进宫'，我的回答是，我坚持三'性'：建议的可行性，态度的建设性，语言的权威性。"
我不解："何谓语言的权威性？"
"我是学马列出身的，我谈政治改革，不用西方政治学那套术语，用的全是马克思主义的语言，仍然号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中共当局无法驳我。"
我仍不相信："你没有'二进宫'，恐怕不是这么简单吧？你提出共产党改名，又没有被消音，难道没有一点儿官方背景？"
话问出去，我又感到后悔：这不是在强人所难地"套供"吗？
老曹犹豫了一下："我提出这个建议确实没有官方背景。不过，如果说有政治大背景的话，那就是：目前主导中共的现实主义者也在考虑自身的改革，也曾经派人到欧洲考察社会党的理论和运作，但与我的民间建议无关。想让我消声的倒不是这些现实主义的当权派，而是政治上失势的极左派。"
他停顿了一会儿，接着说："前一段时间，极左派的刊物《中流》就连续发表了四篇批判我的文章，其中一篇的标题是：《曹思源其人其言》。"
不过，我也要再次声明一下：后来已经被中共总书记江泽民下令停刊的《中流》的这篇文章与我的同名文章无关。
摘自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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