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无风不起浪。外界有很多传言，认为中共内部派系权争趋烈是导致十六大推迟的原因。但从现代政治的角度来看，共产党政治文化传统方式尤其最高权力指定程序本身无透明度应是最大原因。这涉及到权力产生的民主程序问题。按中共惯例，任何一届最高权力的任命往往都是在秘密的程序中进行，然后才在所谓的党大会议上“亮相”。仅从这一点来看，中共已经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不相适应。
费加罗报欧阳华文章认为，十六大权力交接程序中的“宫廷事变”足以暴北京中央权力机制的陈旧过时。文章指出，中共的黑暗权力与“公民社会”之间产生了很大的“裂隙”。现在的问题是，中共若继续采用其传统方式来决定国家机器，将与中国社会进程相脱节，因为一个“公民社会”必然要求国家机器拥有最起码的透明度。欧阳华在文中使用了“公民社会”一词，并加上引号，显然是有保留地用来指称由于自由经济大幅渗透而发生变化的中国社会，与某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正在形成某种形式的准公民社会”的看法大致相同。但是在共产党权力之下，很难认为中国社会已经变成某种形式的“公民社会”。尽管如此，中国社会进程已经向中共政治体制的陈旧性提出严峻的问题。中共十六大权力交接程序的难产暴露出来的不仅仅是政体的专制，更在于中国社会的进程已经在扬弃中共的传统政治文化尤其毫无透明度的权力任命方式。
据文章作者欧阳华说，他在北京注意到，中共权力与社会之间的裂隙已经在西方商人之中引起很多疑问。西方商界担心，中共派系之争导致政权某种程度的“瘫痪”会给商人带来政治风险。一名在中国投资数十亿美元的工业家忧心忡忡地说：“中国领导人互相残杀，这是一个不好的兆头。”一名在北京的西方外交官则在寻思：“既然江泽民没法让党接受他的亲信和他的观念，他的地位真的那么稳固吗？”这些疑问既包含了不理解，也包含了对中共权力模式不适应社会的批评。
随着西方对中国商业社会的进一步关注，陈旧过时的共产党权力机器与社会不相适应的问题日益显露出来。过去，在中国社会被专制全面统治的时代，人们还难以迫切地提出这类观察。现在则由于西方进一步参与中国经济发展，并由此参与中国社会的进程，有些尖锐的问题（不仅投资风险，也包括政治环境乃至公民社会的发展模式）也提了出来。如果说中共领导人仍把十六大权力交接程序视为本党传统，西方商人、外交官和观察家则已经不这样看。他们认为，中共本身政治上的一成不变已经走到与社会完全不相适应的地步。所以，中共今后面临的命运可能有两种：要么自身政治改革以适应中国未来的公民社会，要么其合法性被社会所扬弃。
费加罗报指出，中国由于缺少民主，她在世界上给人的印象是某种“地方性的政治体制化”，一种仰赖权力一代接一代移交的专制政体，而一代代中共领导人为保住这种被他们视为天然的合法性，他们在个人姿态上作出国家利益高于个人重要性的情感之上，似乎权力本身的存在仅仅是为了公众的利益。但是，这种幻象现在被打破了。欧阳华在文中认为，江泽民为了满足个人留名青史的虚荣心而抓住权力不放的一厢情愿似乎损毁了中共领导人树立的权力模式和形象。
的确，一个在中国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共产党政治神话正在破灭。中共试图以经济发展和改善生活来赢得老百姓的拥护，然而一旦中国普通公民意识到公民社会是中国未来的社会前景时，将不会有人再相信共产党政权为民谋利益的神话。因为这个政权已经僵化和停滞，与公民社会的普遍价值完全不相适应。
江泽民把自己打扮成共产党新价值观念的代表，并试图凭此进入中共伟人祠；而其实自邓小平之后，江泽民是中国改革深化时期最平庸的领导人。当他发现一旦离开政权便无人买他的帐时，于是转而抓住权力不放。这可能是今夏在北戴河发生的事情，也是导致十六大推迟的直接原因。据费加罗报文章分析，有关江泽民打算继续在权力格局中处于“中心”地位的传言并非空穴来风。一但他未能如愿将其亲信安插进中共中央常委，他可能会以“稳定”为名义再留任五年。
欧阳华文章认为，江泽民是党内玩弄权术的老手，把自己打扮成统治的中心，充当派系之间的权力仲裁，但他没有丝毫个人政治魅力，不得不靠屈服于一个重商的决策班子来治理国家，根本没有政改的意图和魄力。文章认为，江泽民把自己置于权力格局中心君临其他人的仲裁人地位，其结果是使他夹持在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间，几乎没有作为，即夹持在貌似“儒家”的李鹏和以“法家”自居但改革往往草率过场的朱熔基之间。江泽民缺少魄力，从他在任以来标榜权力平衡这一点可以看出来。他既赞成广泛输入外国技术来使中国成为经济强国，也赞成关闭信息门户抵制一切来自西方的文化影响。他是一个非常中庸的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康晓光最近有一篇关于江可能留任的文章在北京广泛流传。费加罗报认为，不能排除康的这篇文章也属于江泽民的智囊政治操作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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