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孩还不会走路，怎忍心枪杀？
据李世雄向大纪元提供的资料，张军涛89年4月在新疆执行“格杀勿论”的扫荡任务时，由于良心道义上的不忍，没有杀害一名还不会走路的维族小孩，遭部队禁闭，并以“违犯军纪”的罪名记大过，还差一点掉了脑袋。这名二十一岁的解放军随即被清出野战部队，送进了军区农场劳动，在新疆的茫茫戈壁上种了三年的地。请看他描述当时执行扫荡任务的情形：
“但我还是不由自主地打着抖，我天生胆小怕事才成了最听上级话的人，可当兵还要执行“格杀勿论”的扫荡任务实在太出乎意料了，我只在电影里见过日本鬼子对中国老百姓的扫荡，我感到身边的战友也在发抖，我们连都是新兵，这是我们执行的第一个任务，我紧紧地握住上了膛的冲锋枪象个木桩被钉在地上，脑子出现了空白，除了有些鸡狗乱窜之外，一个逃跑的“老维子”（军人对维族人的别称）也没看见。因为在每家的门口都有老兵把守着，维吾尔人的住房窗户很小也很少，所以很难逃出去。不知站了多久，突然听到转移的命令，说要到另一个地方去执行搜索任务，那地方的房子很多，上级命令要尽快地再搜索一遍，看有没有“活口”。务必在天亮之前撤离该地区，在搜索时我发现一个小孩子坐在死人堆里哭，就停下了。那小孩见到活人就伸出双手要抱，我心想他还把我当成好人了，我犹豫了一下，把枪背到身后就跨过尸体准备去抱他（她），这时才注意到不知是男孩还是女孩，但肯定是还不会走路的孩子。我抱他时发现他身上到处是血，不知是不是受了伤，一双大眼睛毫不怀疑地看着我，看得我眼泪直往下淌，一双带血的小手紧紧地搂着我的脖子，小脸紧紧地贴着我的脸。这时班长气势汹汹地冲过来就是一脚，把我和孩子跺倒在死人堆里，破口大骂道：“他妈的，要不是看你是个新兵旦子，老子一枪就毙了你。”倒地后的孩子把我抱得更紧了，班长一把抓过孩子，孩子惊叫起来，也许是孩子惊恐的眼神使班长的心软了吧，他轻轻地放下孩子说：“我们是军人，不执行军令是要掉脑袋的，幸亏没有被别班的人看见，赶紧给老子滚吧。”我没勇气再看一眼那孩子就跑到外边去了，最后孩子是死是活就很难说了，班长和其余的新兵也跟在我身后出来了，其实也是前面的军人下不了手才留下的。除了那孩子就没见到一个还活着的维族人。”
*毒水洒法轮功大众？--不干！--十年徒刑
92年复员后，大学毕业的这名解放军只能到河北石家庄市环卫局去当清洁工。99年7月10号，张军涛突然被叫到商场旁的停车场，让他洒水驱散安静练功的法轮功学员。因为头一天车子还在洒农药，张考虑到这种水洒到人身上会中毒，不干。姓赵的科长却说：“中了毒他们就不敢再来了，你只管洒就是了，出了事我负责。”张建议至少换一车水，未允，于是不顾领导阻拦，自行驱车去换水；警察随后追上，以警棍殴打并拘捕，随后拟以抢夺偷车定罪。期间法轮功被中共全面镇压，同事告知：“原定的‘抢夺罪’，改成了为了支持和包庇法轮功的违法犯罪活动而‘非法劫持汽车’罪，如果数罪并罚至少得判十年徒刑。”被警察打伤住院的张军涛不得不逃离医院，辗转逃亡到美国，提出政治庇护，于2000年9月8日呈美国移民局，10月底获得批准。
张军涛在申请材料中表示不后悔所作所为，并为自己的良心和正义而自豪。
图片说明：上图为1999年5月下旬黑龙江省某市公安、城管部门以高压水喷射法轮功学员，看来高压水驱散法轮功学员是中共镇压前全国范围内的统一行动，详情请见明慧网99年报导。
下文为张军涛递交美国移民局申请政治庇护的自述材料。
一个人民解放军的真实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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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庇护官：
我是张军涛，于1968年3月6日出生在中国河北省石家庄市。我出生在一个小干部的家庭，五个孩子中我最小，父母的牺牲精神使贫困的家庭充满了温暖。哥哥、姐姐成了我在学校的保护者，使我无险无忧地度过了整个童年及青少年时期。我原以为除了大街上那些要饭的人以外，世上再也没有比他们更惨的人了，没想到自己后来比他们还惨！
中国人从小到大就被要求听党的话，做党的好儿女，结果我就和绝大多数人一样，从一个听话的好孩子成长为一个好青年。不管代表党的老师、上级说什么都习惯性地去服从，根本没有意识到存在一个道德问题，人权问题，法律问题，以及个人意愿等问题。而且各级党和政府机构把是否听了他们的话，作为给人“打分”的唯一标准。为了获得高分，我从小学到大学一直都是最听话的好学生。我只有一次没听党的话，就差一点给送了命。
那是我离开南京大学当兵以后所发生的事，那时我在新疆军区番号为三六二二一部队服役，刚刚通过了三个月的新兵训练，大约是89年4月初的一天晚上，突然军号吹响，是紧急集合，团首长宣布有紧急情况！一伙少数民族要分裂祖国，要搞武装叛乱。作为军人，我们要誓死捍卫党和军队的光荣传统，不怕牺牲，保卫祖国，英勇杀敌，血战到底！
上级发给我们两件平时绝不许碰的东西和一个笔记本。一件是香烟，一件是子弹，笔记本是用来写遗言或誓言以及“火线入党”申请书用的，首长说：“我们这次出征恐怕就回不来了，由于时间紧迫，‘火线入党’申请书只写‘我想加入中国共产党’几个字就行了。如果在战场上倒下了，党会追认他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党最优秀的儿女，军队里最忠实的革命战士，人民将永远尊敬和怀念他的崇高品格及革命英雄主义的献身精神”！首长的话使士兵们个个精神抖擞，热血沸腾！
首长说：“敌人穷凶极恶，非常狡猾，所以部队在执行扫荡任务时，一定要格杀勿论，决不能留下一个“活口”。一枪没打死可以多打几枪，直到打死为止，每个班组打死的人由各班班长负责验尸，无论是谁，只要留下“活口”的就当场执行枪决。因为“活口”会跑到外边去造谣惑众，破坏民族团结，影响国家安定。对待敌人我们革命军人决不能心慈手软，不要看到老弱病残、妇女儿童就成软蛋了，她们会突然从袖筒里扔出一棵炸弹来炸死你娘的胆小鬼。我们在打越南时不少军人就是这样送的命，死了还落个处分，真他妈的给祖宗丢脸。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仅在战场上不听指挥这一条就够得上死罪。上级把子弹交给军人是杀敌用的，不是他妈壮胆吃的，不许还没接近目标就开枪，更不许暴露我军方位，在形成严密的包围之后，要同时采取行动，遇到人多时一定要驱散分开后再打，不要让尸体过于集中，甚至堆积，以免妨碍验尸留下‘活口’。这包烟是军区首长让我转交给大家的。首长对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我们革命军人应该怎么办”？全体士兵齐声喊到：“感谢首长关怀，坚决完成任务！”
各级首长训话完毕后就上车出发了，我们包围了喀什市一个维吾尔人居住区，我们营执行封锁任务，其它营在悄悄进入作战位置（其实就是维吾尔人的家门口）时，一些狗就叫了起来，接着就枪声大作，探照灯突然都亮了，一道道强光使地面显得格外恐怖！总觉得从黑暗处会飞出子弹（因为敌人“穷凶极恶”，又非常狡猾），虽然每隔一米多就有班里的战友（部队以此距离形成封锁线）。但我还是不由自主地打着抖，我天生胆小怕事才成了最听上级话的人，可当兵还要执行“格杀勿论”的扫荡任务实在太出乎意料了，我只在电影里见过日本鬼子对中国老百姓的扫荡，我感到身边的战友也在发抖，我们连都是新兵，这是我们执行的第一个任务，我紧紧地握住上了膛的冲锋枪象个木桩被钉在地上，脑子出现了空白，除了有些鸡狗乱窜之外，一个逃跑的“老维子”（军人对维族人的别称）也没看见。因为在每家的门口都有老兵把守着，维吾尔人的住房窗户很小也很少，所以很难逃出去。不知站了多久，突然听到转移的命令，说要到另一个地方去执行搜索任务，那地方的房子很多，上级命令要尽快地再搜索一遍，看有没有“活口”。务必在天亮之前撤离该地区，在搜索时我发现一个小孩子坐在死人堆里哭，就停下了。那小孩见到活人就伸出双手要抱，我心想他还把我当成好人了，我犹豫了一下，把枪背到身后就跨过尸体准备去抱他（她），这时才注意到不知是男孩还是女孩，但肯定是还不会走路的孩子。我抱他时发现他身上到处是血，不知是不是受了伤，一双大眼睛毫不怀疑地看着我，看得我眼泪直往下淌，一双带血的小手紧紧地搂着我的脖子，小脸紧紧地贴着我的脸。这时班长气势汹汹地冲过来就是一脚，把我和孩子跺倒在死人堆里，破口大骂道：“他妈的，要不是看你是个新兵旦子，老子一枪就毙了你。”倒地后的孩子把我抱得更紧了，班长一把抓过孩子，孩子惊叫起来，也许是孩子惊恐的眼神使班长的心软了吧，他轻轻地放下孩子说：“我们是军人，不执行军令是要掉脑袋的，幸亏没有被别班的人看见，赶紧给老子滚吧。”我没勇气再看一眼那孩子就跑到外边去了，最后孩子是死是活就很难说了，班长和其余的新兵也跟在我身后出来了，其实也是前面的军人下不了手才留下的。除了那孩子就没见到一个还活着的维族人。
在返回驻地时总有些维族人在路边行走，军人就直接在行驶的车上向他们扫射，没有人会问为什么？在当时的情况下一切罪恶都是为了“立功”，而“立功”不仅是“听话”的具体表现，更为重要的是将来一生的“组织保障”是步步高升的凭据，一将功成万骨骷，是作将军的必然过程，这就是中国军人杀人从来就不眨眼的道理。
回到驻地并不让我们回寝室睡觉，而是叫我们站在操场上听首长讲话，先表扬官兵们为祖国立下了一个大功。接着就十分严厉地宣布军队铁的纪律（因为一路上听说有二十多名官兵死伤，而且全是自己人打的）。从现在起，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许听信谣言，更不许传播谣言，要警惕坏人煽动军心，不许打听、谈论泄露今天的行动，这是军事机密，谁违抗军令就枪毙谁，不管有功无功违抗军令者一概不饶！解散。首长的话使大家顿时变成了哑巴，交完子弹后就睡了。下午刚起床就把我关了禁闭，说我有“立场问题”要写交代。关了半个月禁闭后以“违犯军纪”这个笼统的罪名记了我一个大过（一直装在我的档案里，让我一辈子不得翻身），指导员要我记住这个“小小的教训”还差一点脑袋就掉了，我被清出野战部队，送进了军区农场劳动，就这样二十一岁的我在新疆的茫茫戈壁上当了三年的兵，种了三年的地。听班长说这已经是最轻的处罚，最好的结局了，要是赶上86年那一次大扫荡早就把你给毙了。我问为什么？班长说：“你别给老子找死，老子什么都没说。”
92年复员时指导员并无恶意地要我永远忘掉部队里“永远的军事机密”。由于我档案里有军队记大过的记录，一直无法找到工作，读过两年多的一所大学也不接收我，父母认为我从小就是一个很听话的孩子，怎么一当兵就会记大过呢？这不是毁了一生吗？故执意要去部队说理。我丝毫不敢吐露实情，只说部队有军事机密，别自找苦吃了，内心只想尽快地忘掉那些当兵的日子。可是十多年来那孩子的哭声及眼神常常会在流落街头的孩子中出现，我真不知道这个自称“伟大”的祖国和民族的良心何在呀！这次写政治庇护声明我才敢第一次认真地回忆当时所发生的事情。在大陆想都不敢想这事，万一流露出来就不得了。
我知道自己不可能找到好点的工作了，只得接受到环卫局去当清洁工，就是早晚在行人稀少的马路上扫大街。由于听话又吃苦耐劳，两年多后领导提拔我开洒水车，这在环卫局里是相当好的工作了，后来结了婚，过起了平民的小日子。99年7月10号我如平日一样，深夜4：30出车上街洒水，一位保卫科的王干事不由分说地就坐进驾驶室说：“领导让我陪你完成一项驱散法轮功的任务”，“我们又不是军警，干嘛要去管这些事呢？”王说：“只要是端国家饭碗的人，就要服从国家的安排，这是领导一再强调的”。很快车就到了全市(编注：河北石家庄市)最大的商场旁的停车场上。那里已黑压压地坐着练功者，王要我把喷水闸打开围着练功者转圈，好将水洒在他们身上。我说这怎么行呢，人家不声不响，安安静静地坐在地上练功。王说：“那你就自己去问领导吧。”这时我才注意到局里和城管办的车都来了，赵科长要我赶快开车洒水，他们随后赶人。我说：“最近白天车子在洒农药，中了毒谁负责”？赵科长说：“中了毒他们就不敢再来了，你只管洒就是了，出了事我负责。”我说：“赵科长，听说这药的毒性很大呀，洒在街上压灰还可以，洒到人身上肯定会中毒的。”赵大声地吼道：“张军涛，我早就知道你不肯洒，所以叫王干事带着你干，你不怕丢饭碗，我们还怕哩，你不洒就下车让别人洒”。“赵科长，我换一车水行不行，这一车水的毒性实在太大了”。“不行！你顶撞领导，不听指挥直接造成两个部门几十号人不能执法，这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上去两个人把他拉下来得了”。赵科长发起火来。我也不知自己是哪儿来的胆量，想都没想，一睬油门就跑了。在不远处找到了消防栓，就停车换水，车里放出来的水发白，味道十分熏人，我坐在路边抽烟等着药水放完。一辆闪着警灯的三轮摩托车直接开到我身边，赵科长竟坐在边斗中说：“就是这家伙”。警察二话没说就把我铐起来推上了车。我问：“你们凭什么抓人？”后坐的警察回手就是一警棍，打得我直冒金星，骂道：“你小子胆大，当众偷车还敢说为什么，打死你都不冤枉”。我解释道：“我本来就是开洒水车的司机呀，怎么能说偷呢”？警察又是一棍打下来，我被铐着没法挡就本能的低了一下头，警棍就落在背上了。“你他妈再敢闪一下，马上就叫你脑袋开花”。我只得咬紧牙伸着脑袋让他再补一棍。警察笑了，说这还差不多，看来你小子还算老实，我就这么突然被关起来了。
天亮后另两名警察让我交代作案经过，我解释说自己本来就是那辆车的司机，怎么“作案”呢？警察笑道：“人赃俱获，你能抵赖得掉吗？难怪他们说你不老实，司机就不偷车了，那些管金库的坚守自盗后就该喊冤了是不是，真他娘的混帐逻辑。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党的一贯政策，你拒绝执行任务，当众强行开车的行为就是犯罪事实，依照我国《刑法》第二十七条定你一个“抢夺罪”不冤枉。现在就看你是坦白还是抗拒了。面对警察我无言以对，只觉得大祸已经临头了，警察见我发呆就说：“你装什么傻呀，是不是想逼我们修理修理你呀。”话音未落警棍拳脚就雨点般地落在我身上，后来我挺不住倒下就失去了知觉。恍惚中听到了妈妈的哭声，我才使劲睁开了眼睛，发现怎么一家老少都在，连从来不掉眼泪的父亲都哭了，我知道这不是件好事，妈妈摸着我的头说：“孩子呀，这里是医院，警察知道搞错了就打电话到家里要去接人，我们看你身体不好就到医院打吊针来了，现在一切都好了”。“妈妈是不是我被打昏了，赵科长说我偷车，警察就拼命地打我，我浑身都痛”。妈妈说：“是的，现在我们什么都不用怕了，李局长说要找姓赵的算账，说你是好心，是对人民群众的健康负责，出院后还要表扬你不怕压力坚持真理呢。”
躺在妈妈的身边虽然有一种甜蜜的安全感，却又伴着某种男子汉的伤感。我被诊断为“脑震荡”，后又诊断为“脑压缩”等，一直躺在重病房里。赵科长被停职检查，仅十多天后风云突变，李局长自己也出了问题，原来他也在练法轮功。赵科长因一贯听党的话，坚持原则，执法无情而受到上级的表彰并官复原职。赵几次到医院追问我十年前到底为什么被记大过，虽然我神智不大清楚，但我知道讲不得，赵得不到想要的材料竟派人到数千里之遥的新疆去调查我，因为部队打电话到医院找到我，强调：“无论因为什么原因都不得涉及军事机密，否则后果自负”。赵在部队碰壁后恼羞成怒地要我立刻出院交代问题，但此举遭到院方的拒绝。
这期间练法轮功已被中央公然定性为犯罪，一位要好的同事偷偷来医院报信说：“赵科长他们已经把原来给你定的‘抢夺罪’，改成了为了支持和包庇法轮功的违法犯罪活动而‘非法劫持汽车’罪，如果数罪并罚至少得判十年徒刑”。难怪赵每天派人来看护我。这消息使已经见好的病情再度恶化，甚至又出现昏迷。医生严肃指出必须让病人保持情绪稳定，否则就没法保证治疗效果。而此时却天天传来吓人的消息，医院里也急增了不少急救的法轮功修练者，他们静静地，一声不响地躺在临时增加的床位和担架上，仿佛正在等死。有的护士一边流泪，一面为他们清洗伤口血迹。求生的欲望使我下决心无论如何也得趁活着逃走。趁着赵的人刚去吃饭，我就上了哥哥的车，本想坐火车到四川成都老战友李伟那里去，可因身体太虚而改去邻近的一家县医院打吊针，哥哥因怕定包庇罪当即就开车赶回石家庄去了。几天后我才逃往战友家，他家绝对安全，因为他是刑警队长。可是当打击法轮功的行动从上至下步步紧逼，来势汹汹之时。这个曾与我在部队生死与共的老战友就开口要我赶紧“远走高飞”了。他直说我们以前的友谊是可贵的，因此他决不会主动地去出卖我，但可担不起包庇窝藏逃犯的罪名。如今上有老下有小拖家带口的，实在不敢有什么闪失。
他倒说的是实话，中国人常常被逼得搞出卖朋友的勾当。因此我不敢呆慢，当即离开他家住进了一家小旅馆，可一种被战友抛弃的沮丧又使我觉得被抓住算了。于是决定回老家去，当火车终于慢慢地爬到了家乡时，竟不敢直接回去了，只得找一个路边电话打回家问情况，使一家人都紧张起来！妈妈用暗语让我在“老地方”别乱跑。“老地方”其实就是我姨妈家，因为她家比较安全。一家人都说我蛮干，认为老战友已很对得起我了，住两个月已算帮了大忙，不可能保我一辈子等等。哥哥说：“像你这种性格绝对经不起警察来回地折腾几下，听说最近已经有不少从没进过警察局的法轮功学员自杀了，但据说法轮功是不会自杀的，谁知道是怎么回事。我看最好别落到他们手里为妙，免得叫父母成天为你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妻子也认为逃走比抓着了要有盼头。可往哪里逃呢？过去听起来有点好笑的“天罗地网”这时竟变成了真正的恐惧，真有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感觉，妻子留下来哭了大半个夜晚，趁天还没亮我就上路了，直奔内蒙舅舅家过起了牧羊人的生活。
一个操内地口音的年青人在“风吹草动”之时，突然出现在少数民族地区不仅别人觉得有点怪，连我自己也觉得不大对劲，中央和地方电视台天天宣传法轮功的危害，吓得我舅妈直哭，舅舅也开始整天沉着脸一言不发，原以为打击法轮功一阵风就过去了，没料到比杀新疆人的势头大多了，当年扫荡新疆人不但是保密的，而且是在夜幕掩盖下进行的，而今镇压法轮功不但完全公开，干脆就是在全世界的谴责声中进行的，没有人敢责问共产党为什么？他们有权在国境内干任何想干的事情，人民的权利除了忍受还是忍受，连逃生也找不到个地方，因此我下决心先逃出国门再说。
12月5日我从边境贸易口岸顺利地进入哈萨克斯坦，接着就进了俄罗斯，并在莫斯科找到了蛇头，讲好价格及付款方式后就一步一步地在他们的安排下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到了加拿大，3月3日就进了美国。上帝终于将平安赐给了我这个逃亡者！
我自由自在地走在纽约的唐人街上，又踏上了著名的百老汇大道，觉得很奇怪，七八个月来一直逃跑的我竟有一种已经停不下来的感觉，而且在唐人街上有不少象共产党模样的人在走动，我想象着一旦他们胆敢动手抓我，就一定会被穿黑色制服的美国警察给逮个正着，而不是穿橄榄色制服的中国警察的“警棍伺候”了──可美国警察会不会被收买后去帮共产党抓人呢？……
我意识到自己恐怕出现了幻觉，可怎么也摆脱不了这幻觉。一个多月后终于发现其实这不算幻觉，而是大陆人在骨子里太惧怕共产党了，因为很多人都是因为痛恨共产党才来到美国的，但却没有几个人敢去参加抗议中共的活动，都害怕被混在记者或抗议者里的中共特务录了像和拍了照。为了表达意愿，我还是去了，难道我就不怕吗？当然也怕！只是怕的感觉完全不同了，原来怕自己坐牢，现在是怕亲人们受牵连。因为我不仅勇敢地参加过各种抗议中共暴政的活动，还参加了抗议李鹏、江泽民的活动。这一切当然都逃不过中共特务们的狗眼睛。
后悔吗？不，我甚至为自己的良心和正义而自豪，中国人什么都不缺，就缺良心和正义！我将继续良心与正义的旅程，请贵局本着一贯的人道主义政策恩准我的庇护请求。
张军涛
2000年9月8日
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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