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８４年前往美国康州尤金奥涅尔戏剧中心深造，１９８５年进入密苏里大学戏剧系（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ＳＳＯＵＲＩ）攻读硕士学位。
１９８７年回国，１９９０年分配进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１９８８年正式进入中国影视圈，曾参加谢晋影片《最后的贵族》、滕文骥影片《黄河谣》等片拍摄工作，并在电视剧《围城》、《爱你没商量》等片中任主要演员。１９９３年执导中国第一部情景喜剧《我爱我家》，１９９５年成立“英氏公司”，先后拍摄了《起步停车》、《百老汇一百号》、《候车大厅》、《新七十二家房客》等电视作品。
英达录音：
我是１９６０年出生的，生日挺好记的，７月７号。
我中学上的是北京七十二中，这是一个特别糟糕的学校，也是一个特别古怪的学校，是１９６４年在特别奇怪的一个前提之下由从北京二中分出的一个侧院和一幢破楼组成。
最早，我们是北京二中的初中部，后来因为二中嫌我们太差就把我们分出去了，另外成立了七十二中。到了８９年或者９０年的时候这个学校又被取消了，七十二中又并回到北京二中去了，二中把院子修了修就又成了一个学校。 所以，我上的这个七十二中只存活了短短的一段时间。
但是就在这短短的一段时间里，七十二中还真出了一些人，演员里有姜文、濮存昕；作家里有张辛欣；导演里有夏钢，大概因为这个学校离史家胡同人艺宿舍比较近，因为就近入学的关系，学生中文艺子弟比较多。
即便有这么多的文艺子弟，但我进了这个学校之后的第一个想法还是“我得赶快转学”。
我的中学时代纯粹是胡闹过来的，经常干的事情是从外面偷一块沥青，或者从校办工厂里偷一块焦炭塞到炉膛里面，大家的课没上到一半，炉子就已经被烧出一个大洞了。 那时候，我跟老师吵架、打架也是常有的事。
我上到初三的时候，青年人可以考大学的事情就开始传出来了，在此之前我基本上就没怎么念书，我们那个年代的生活就象姜文在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中描述的那样。那个电影里的有些人物就是我们班的人，有些事就是发生在我们班的事。比如说“往帽子里放煤球”这件事，就是当年我们班一个姓王的同学干的。
大家在班里闹归闹，但是知道恢复高考之后，大家就都赶紧复习功课了。结果，我考上了北京大学，专业是心理学。
我去学这个专业其实挺奇怪的，因为我当年决定要考大学的时候，头一个反应就是要考艺术院校，因为我小时候一直在少年宫学画画和雕塑。这也是我后来在中学里一直没有好好上课的原因，因为那时候的孩子有了一技之长，觉得有点有恃无恐，而且想到反正将来要下乡插队，文化学习一下子变得没什么用处，就不想好好上课了。 我画画一画就是很多年，水平在我这个年龄的人里面算是不错的。
１９７９年我高中毕业，但是在７７年的时候我就面临着是考普通院校还是考艺术院校的选择，但我也相当明白，我的美术水平和社会上积累了十多年相关经验的人比起来实在是很幼稚的，因为我看到在报考中央美院和工艺美院的考生中，居然有辅导我们的老师，我哪里能画得过他们。 后来我和家里人反复商量，最终还是决定考普通院校。
我们那时候学生考大学完全是重理轻文，“考文科”就基本上是“考不上理工科”的代名词，所以象我这样的人也就很奇怪地、稀里糊涂地跟着开始学起了数理化。
我这样刻苦地补习了两年数理化之后最终考过了分数线，而且考分不错，能进好学校。但是在选专业的时候我又开始头痛，象我这样的人如果去学计算数学或者应用力学那真是实在不可想象。也有的人劝我去学医，但是我一看那些医书，想到自己一生将从事这样的事情，实在觉得非我所为。
后来，因为我一直比较喜欢小动物，就报考了生物学和心理学两个专业，最后，北大心理学系录取了我。
当然，真正进了学校之后学起来的心理学和我想象中的心理学非常不一样，我学的这种理科心理学基本上就是神经生理学，跟我希望的那种横跨文理两边的学科完全不是一回事。
在北大，头两年我没怎么好好学，成绩上混个及格，只在重要的课上下下功夫，心里头老是想着怎样才能尽快转校。 这时候的我又想到了父辈从事的行业。
我其实一直想当演员，我相信人人都有过演员梦，尤其象我这种天生喜好表现的人。但是我也知道从自己的整个形象上来说，当演员都是很吃亏的。我个子太高，身高一米八五，这样的个子让我当演员的父亲那一辈人认为是很不合适在舞台上演出的，他们说“你在舞台上那么高，谁能和你配戏啊”？
因此，我一直明白，即便我真的当上了演员，也只能演一些很奇怪的角色。后来我多少也想通了，与其靠身体和面孔吃饭，我不如用脑子吃饭更好一点。
因为自己想当演员的关系，我在学校里搞起了业余剧社，名字就叫“北大剧社”，我在里面做导演，还做一些组织工作。我觉得北大剧社对我后来的演艺生活经历起到了相当重要的影响。在这里，我看清了表演和演出的一些本质，而且也把自己一生的方向选定了。 我是１９８３年毕业的，毕业以后的经历就更可笑了。
我原来是准备报考戏剧学院导演系研究生的，但是我发现当时报考研究生的招生简章中有一个非常奇怪的规定，要求报考戏剧、航海、光学仪器制造等专业的考生一律不能是近视眼，裸眼视力必须在一点二以上。 我的近视有五百多度，这一下又把我给限制住了。
因为这样一个简单的原因，我的研究生就没有考成，只能按照心理学的方向被分配到北京东城师范学校去教教育心理学。
东城师范方面为此很高兴，因为分配来了一个北大学生。记得我去报到的第一天，是他们的教务长出面接待的，这是一位老中学教师，他握着我的手问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是北大本校的吧？”
我在那个学校里教了一年半将近两年的书，直到我后来出国。那段时间是我生命中比较低潮的一段，整个人的感觉非常不好，做任何事情都觉得非常无望，好像自己只能一辈子在那里教书了。考研究生，我的视力缺陷是改变不了的，最终的目标不是通过努力就能实现的，转行想转到艺术方面上去比登天还难。
而且，现实情况根本不象外人想象的那么容易让我如愿以偿，不会因为自己的父亲或者家里有人干文艺，就能有任何便利方便我转行，这里面的原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来因为我的家庭比较古板；再一个，我父亲当时不过是一个比较著名的话剧演员，既不可能通过他的关系把我调到人艺去当一名导演或者演员，更不可能把我推荐到影视界中去，因为他自己在影视界都是客人。
那一段日子我的心情非常灰。但是我人际关系一直特别好，与这个地方的同事相处比在大单位容易，师范学校莺歌燕舞的还大部分都是女生，起码让人觉得赏心悦目。
咱们国家有一位老导演、编剧、演员，反正他什么都干过，他叫黄宗江，我后来一直称他为我的“教父”。我生命后来的转机基本上是从他给我提供的一个机会宣告开始的。
１９８４年，我在他家里间接地遇到了一个机会，那就是去美国学习。在美国东海岸的康州曾经出现过本世纪最伟大的剧作家之一－－尤金奥涅尔，人称他为“美国戏剧之父”。他出生在康州的新伦敦市，他去世后很多年后，人们在他的家乡成立了一个“尤金奥涅尔戏剧中心”。我后来要去的，就是这个中心。
这是一个学校性质的机构，每年从世界各地招收两届学员，一个是春季班，一个是秋季班。我在黄宗江老师的家里碰到了这个中心的总裁，叫做乔治怀特，他正好到中央戏剧学院来执导一个尤金奥涅尔的戏，黄宗江老师要我多多利用这样一个机会，广泛地接触一些人。 在他的帮助下，我就开始和乔治怀特一起排戏，逐渐和他混熟了。他觉得我是一个热爱戏剧、懂一点英语、人品还算不错的中国青年，临走的时候他对便我说：欢迎你来参加我们１９８５年的春季班。
他回到美国后果真给我发了一个邀请，并给了我两个非常重要的东西，一个是免学费的优惠，实际上他们的学费一直非常高，因为他们的学员一般都是在戏剧学院毕业之后或者在剧团里已经干了很长时间、为了进一步提高自己才来学的。
再有一个，他给我寄来一个东西，这东西告诉我可以免考托福。这下子可算把我救了，不然当时让我去考托福或者ＧＲＥ，那真的是可怕极了的过程。 办完手续之后我就从东城师范辞职，直接开赴美国。
我们中心１９８５年１月份开学，我８４年底就走了。 从此之后，我的戏剧生涯算是正式开始了。没想到，这件事情的开始，是在美国。
在戏剧中心学习的时候，我又联系了美国的另外一些学校，最终联系到密苏里大学戏剧系，我申请到了他们的一个奖学金，名叫“艾德嘉斯诺奖学金”，就是以我们熟悉的那个“斯诺”命名的奖学金。这个奖学金每年只有一个名额，条件是只给中国学生。 我在密苏里大学念硕士，拿到硕士学位之后我就回国了。
我实际上是１９８７年年底回国的，按照正常的进度我是提前半年结束学业回国的。 其实，我从自己出国留学的第一天起就知道最终是要回国的，这里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我到美国学戏剧就是为了回国发展的，而不是为了能到美国。我心里明白自己完全是为了想转行才到美国去学习的，在国内我直接转行转不了。如果在国内就能转行，那我去都不用去美国。
在美国生活确实很方便，环境也很干净，但是我觉得物质生活丝毫不能成为我今后选择定居地点的重要因素。由于我有一个非常悲惨的童年，因此我对物质生活没有什么苛求，好的或者坏的生活我都能处之泰然。
我当然也希望能生活得好一点，但并没有觉得这方面的事情那么重要。
其次，我觉得我们搞戏剧的人，不管搞舞台剧还是影视，不管搞表演还是导演，在美国一定不如在国内发展得好。我是从一个宏观的角度来分析这问题的，我这么设身处地地去想事情：一个外国人如果想在中国发展，没有很好的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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