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姐姐林昭(下)

“北大”风云
1954年，姐姐林昭以江苏最高考分考进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在这座民主摇篮里，她犹如投入了慈母的怀抱，她满怀信心地希望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女记者。她的写作计划满满一大堆，她要为写《二泉映月》的瞎子阿炳写传记，要把鲁迅的小说《伤逝》改编成电影，她因为参加过土改，要写一本《中国土改史》她成了急待展翅飞翔的海鸥。同时，她也如同当时敏锐的知识分子一样，面临了早春天气的压抑感，当她看到电影《武训传》被批判，又经历了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政治运动，她产生了一种迷惘与不祥之感。到1957年的5月，她看到未名湖畔垂柳碧波，花儿在开放，整风的消息传来。她在5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在这样的春天，到处谈论着整风，我们怀着兴奋的心情，期待着昨天出现了第一张责问主席团三大的代表由谁选出的大字报，随后出现了用大字报帮助党整风的建议夜里，大饭厅前出现了更多的大字报。这可真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5月19日，由学生张元勋等贴出《是时候了!》的大字报，用诗的形式写道：
　　我含着愤怒的泪，
　　向我辈呼唤，
　　歌唱真理的弟兄们，
　　快将火炬举起，
　　火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

这首激情的政治诗，激动了林昭，她沸腾了，当她看到有人反对这首诗时，她说，是这样的吗?不，绝不。她也忍不住写诗支持《是时候了!》。自此，她全身心地卷入了这一民主浪潮。

与此同时，学生谭天荣在广场上发表了演说，并与人展开辩论。到处是一团团的人群。林昭对谭天荣的演说发生了兴趣，使她震惊，她认为他是一个能独立思考、不墨守成规、敢于提出自己的新见解、敢于触动权威、富有创造性的人。她认为只有这样的人，才是祖国最需要的。她满怀喜悦地注视着这位同学的神采风姿至25日，校党委书记江隆基做了讲话，认为运动基本上是健康的，要求全体党员虚心耐心地听取群众的意见，不要沉不住气，要继续支持大鸣大放。

可是到26日，广场出现了“反对恶意煽动诽谤!”“马列主义卫道者万岁!”等标语，出现了新的辩论。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说随着运动的进展，出现了一些背离社会主义的言论，是右派分子乘机向党进攻

林昭失眠了。她眼看着一些敢说敢为的同学被说成是神经错乱，是“狂人”，是“疯子”和“魔鬼”。她在日记中写道：“是这样的吗?不!不是!”“党啊，你是我们的母亲，母亲应当最知道孩子们的心情!尽管孩子过于偏激，说错了话，怎么能说孩子怀有敌意呢?”

然而任何怨言都无济于事了，这只刚学会飞翔的海鸥，一头栽进了罗网，戴上了沉重的右派帽子。

林昭于是像牛虻一样疯狂了。她把一切启蒙她的人都看作了“蒙泰里尼”。她向就学过的苏南新专的一位老师发出了“责难”：“你们为什么当时教育我要诚实、坦率，而没有教我如何做人?”她由怨恨与悲愤交织在一起的情绪，喷发为疯狂，由疯狂而走向绝望。她在绝命书中表白：“我的悲剧是过渡时期的悲剧，人们只看到我流泪，却看到我心头在无声地流血”她对那些在历次运动中用别人的血来“染红面貌的人”是深恶痛绝的。她说：“我不爱也不能爱所有的人，那些折磨过践踏过我的人，愿我的影子永远跟着他们，让他们永远记得曾出力把我拉开生活，杀死我，让他们身上永远染着我的血。”

林昭自杀被抢救后，她大声说：“我决不低头认罪!”林昭这些绝望中的表白，在当时自然只能得到“罪加一等”的回答。

痛定思痛
1958年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并入人民大学新闻系，林昭在新闻系资料室监督劳动，主要的工作是为学校编写《中共报刊史》收集资料，整天查阅过去的旧报纸。工作由王前(刘少奇同志前妻)领导，还有一位是人民大学学生、被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的甘粹。王前对林昭等十分同情，对他们没有多加管理，她见林昭身体不好，还时常送些食品给她。这一年多时间，林昭的生活还算平静。

可是林昭的心情并不平静，她在思索，为什么会出现如此规模的群体性的大冤案?为什么好心帮助党整风提出的意见，统统都被说成是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罪行?

她时常徘徊于天安门英雄纪念碑前，她景仰革命的先辈，她也在这里寻求答案。她的难友劝她不要碰硬，鸡蛋是碰不过石头的。她立刻严正地回答说：“我就是要去碰，我相信成千上亿个鸡蛋去撞击，这顽石最终也会被击碎的!”她又在日记中写道：“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三面’，把我们解放出来，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冲决，使他们不得不任我们自己解放自己。不是仰赖那权威的恩典，给我们把头上的铁锁解开；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它打破，从那黑暗的牢狱中，打出一道光明来!”

她在心力交瘁中不断地求索，但是现实所回答她的却是绝望。她痛苦莫名，她病了，病得不轻，孤身只影在北京，虽说有朋友可以照顾，但在卧床治病中却必须有家人照料。我母亲得知消息后，急忙来到北京将她接回上海去。林昭的病经过调养后，渐有起色。她是一个不耐寂寞的人，总是经常要出去走走，去图书馆、去公园。在日常去公园散步时，逐渐认识了几个青年朋友，时间久了，相互间不免要纵论时事，漫说中外。1958年，中国大地上又出现了一场极大的折腾，“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一天等于二十年”、砍尽树木大炼钢铁等浮夸风弥漫全国。他们几个人谈论着那种“瞎指挥”的“共产风”，是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不多久他们又眼看着生产萧条的景象出现，物资迅速匮乏，什么也买不到，街道上排满了长队，人们因营养不良体质迅速下降，浮肿和肝炎很快地蔓延，而到处的大哄大嗡依旧。林昭和她的几个有共识的朋友们，率直地对当时那种随意性极大的左倾政策表示不满。他们又谈到庐山会议彭德怀按照组织原则如实反映了情况后而受到批判和撤职一事更觉得是非颠倒。他们怀着赤子之心表达着自己的共同看法，编了一本名为《星火》的刊物，陈述着他们的针砭时弊的文章，林昭在刊物上写了长诗《海鸥之歌》和《普鲁米修斯受难之日》。编印未被批准的刊物，本是不合法的，但是他们纯粹为一股政治热情驱使，不顾一切地倾吐着他们的衷肠之言。他们看到了一本《南共纲领》的书，认为南斯拉夫的情况与中国有类似之处，很值得参考借鉴，于是也写成了文章。以后他们又将这些问题综合起来写成一篇报告，准备寄给领导机关参阅，希望对某些错误的政策有所改正。不消说，这是一种极危险的探索方式，结果他们都没有预料到，他们被以“反革命小集团”的名义被捕了。

这是噬脐莫及的事，然而林昭却并不后悔，她认为为了申述自己思想的目的而付出代价是不奇怪的。她在以后的日记中曾谈到这件事，她写道：“有一天傍晚，林肯驾车回家时，看见一头公猪陷于泥淖，拼命挣扎已经下沉到一半，眼看快要灭顶。林肯想下车把它救起，一低头看到自己穿的是一套仅有的整齐衣服，不免迟疑，便匆匆驾起车走了。走上半里，耳边似乎一直听到那头猪在呼叫，终于还是调车回头找那泥淖。林肯费了九牛之力，几乎成了泥人，终于把那头猪救了上来。事后人们虽称赏他的行为，但都认为这样做不值得。林肯说：‘我不是为那头猪，我为自己的良心。’”亚伯拉罕林肯一句短短的话，终于成为林昭信守的良知。她为对得住自己的良心而甘愿付出一切。这一次，她由一个“右派”劳教分子升级到了“现行反革命罪犯。”

狱中八年
姐姐是在1960年10月被逮捕入狱的，先拘留在上海第一看守所，一度音讯全无。母亲千方百计想得到一些她的消息，多方奔走仍毫无结果。一年多后，她转到静安分局关押，才有信出来，说可以送一些钱和她所要的东西进去，但是要见面就很困难。母亲每次送物回来，总是很沮丧，因为知道了姐姐在里面“表现”很坏。姐姐每次来信，总是要白被单，我们实在百思不得其解。到后来才知道，送去的白被单她都撕成条条用来写血书。

姐姐在1962年被准许保外就医。她回家后，讲了一些在看守所和监狱里的情况，她对有些看守人员深恶痛绝，尤其是在一所时，有一个女狱警非常残忍，姐姐称她为“不中用的警犬”，姐姐经常针锋相对地对她对犯人生活上非人道的虐待进行指责，姐姐有时整天大呼“犯人也要吃饱饭”等等，直到呼叫到声嘶力竭，然后她就开始绝食。至一二天后他们将她送往监狱医院去吊盐水针。

在一所时，大都是所谓“政治犯”，所以都一一单独囚禁。开始林昭的斗争影响还不大，由于她的“不安分”，个别狱警对她恨之入骨。姐姐常在他们当班时高唱革命歌曲，大声要求给囚犯革命的人道主义的合理待遇，如果他们不理，她会整夜敲打狱门。

在判刑后，有一度她关到提篮桥监狱。她仍单独囚禁，但比之一所与其他人的隔离情况似有改善。有一次狱中伙食忽然少了，也根本没有所谓二周一次的“改善生活”，她就发动其他人拒绝用餐，并带头喊口号，跟她喊口号的并不太多，于是她立即引吭高唱《国际歌》，这一下所有的犯人都高声附和，狱中仿佛沸腾起来了。后来当局立即以绝食为借口将姐姐送进监狱医院。

姐姐第一次被送进医院时，对主治大夫就大骂了一通：“哎，你这位医生，是救人的还是杀人的?像你这种人会有人道主义吗?你不要碰我!”这回第二次进来，她对主治大夫的看法渐渐改变了，大夫对姐姐轻轻地说：“请你安静些，在这里多住几天，这里毕竟是医院。”说完就悄悄地走了，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以后他总是暗中设法在一定范围内照顾她，尽量地给予方便。林昭的名字从一所到静安分局监狱都是赫赫有名的，监狱中的人都知道。在分局监狱中，还有一位狱警老人，对林昭也非常好，起先她还同他闹，他等她发作完后一面摇头一面说：“你何必生这么大气呢?留些精神吧，已经够你受了。”林昭遇到医生和这位老人时，少受不少痛苦。

面对对自己施行虐待的狱官，她自然是冷眉怒对，她除了放声大骂外，还割开血管写血书，例如她在一首诗《献给检察官的玫瑰花》中写道：
　　向你们，
　　我的检察官阁下，
　　恭敬地献上一朵玫瑰花。
　　这是最有礼貌的抗议，
　　无声无息，
　　温和而又文雅。
　　人血不是水，滔滔流成河

她经常以血书抒发胸中之怒火。另一首用血写的诗中写道：
　　将这一滴注入祖国的血液里，
　　将这一滴向挚爱的自由献祭。
　　揩吧!擦吧!洗吧!
　　这是血呢!
　　殉难者的血迹，
　　谁能抹得去?

林昭在狱中曾写了一首《家祭》的诗，怀念她的大舅父许金源。三十七年前蒋介石“四一二”事变中，许金源担任中共江苏省委青年部长时，被国民党抓去装入麻袋抛入长江中。现在林昭在身陷牢狱中想起舅父时不禁失声痛哭：

三十七年的血迹谁复记忆？
死者已矣，
后人作家祭，
但此一腔血泪。
舅舅啊！
甥女在红色牢狱里哭您！
在《国际歌》的旋律里，
我知道教我的是妈，
而教妈的是您
历史的变化真是如此地不可解，林昭分明踏着革命烈士的血迹前进，却得到了如此悲惨的摧残！

与姐姐拘于同一室的一位基督徒俞以勒，成了姐姐的好朋友。她俩相约如一旦分开，用敲击和停顿代表英文字母的密码联系，不久真的分开了，幸而正在邻室，她们的密码就用上了，借此经常谈话。

俞以勒出狱后，曾到我工作的医院来看我，并告诉我姐姐在狱中的情况。她感到特别痛苦的是林昭经常写血书，她的二十万言的“上书”写完后，纸笔都被没收了，因此她改用血书，起先只是用血写些诗，她用牙刷柄在狱中硬地上磨尖后，刺破血管用血写在白被单条上。俞以勒说她是一位勇敢异常的女性，但是她身体显然已每况愈下。

姐姐一度保外治疗时，我们问她为什么要这么多的白被单，她支吾其辞。当我们看到她手腕部血迹斑驳的伤痕时，母亲立即把她衣袖拉起来，手臂上也全是小的切口疤痕。母亲当时放声大哭：“你为什么要这样作贱自己?这也是我的血肉呀!”当俞以勒告诉我的时候，姐姐的手臂一定是更惨不忍睹的。

1962年8月29日初审开庭时，林昭在日记中回忆说：“法官问：‘你有病吗？’可是十二分抱歉，可敬的先生们，管有什么病也得，可能这个年轻人在反右后以及其他许多事件重重刺激下有了精神异常现象，但至少不比先生们更加精神异常得厉害！”

林昭在狱中以呼口号、写血书、蔑视法庭来表达良心的抗议，她不惜付出任何代价，这就出现了她在狱中的一场“制服与反制服”的斗争。狱警们一再警告她：“我不制服你这黄毛丫头我们就不相信!”林昭在日记中写道：“原来你们还有一条黄毛丫头必须制服的条例，那也好，黄毛丫头除了奉陪以外，还有什么其他办法?”

狱方确实小看了黄毛丫头。于是批判的武器改为武器的批判。林昭写道：“这么地，一场‘制服’与‘反制服’的斗争就开始了。而这事情也跑不了两种可能(以下字迹模糊不清)非刑虐待光是以镣铐，人们不知玩了多少花样。一副反铐，两副反铐，不行，时而交叉等等，至今臂肘之上，伤痛犹在。最最惨无人道、酷无人性的在我绝食之中，胃炎发病，痛得死去活来之时，乃至在妇女生理特殊的情况之间，不仅从未为我解除镣铐，从未为我减轻些，譬如暂时除去一副。天哪，天哪，这是真正的地狱，人间何世?”

姐姐在提篮桥监狱时，有一次母亲和我曾去探监，经过一道道戒备森严的大门，警卫都以奇特的眼光打量着我们。最后在一间没有窗户的小房间内见到了她，她步伐缓慢地走出来，身体十分虚弱，只有眼神炯炯有光。当时公安局希望母亲能说服她坦白认错，他们也就借此下台。母亲对姐姐说得口干舌焦，姐姐什么都听不进去，什么都不接受。她对母亲说：“你怎么这样天真，他们是不会放我过门的，我一定会死在他们手中。”母亲说：“你可以不让自己死在他们手中，眼光放得远些。”“这是不可能的!”姐姐斩钉截铁地回答。母亲又气又急，提高了声音说：“苹男(姐姐的小名)，你脑子放清楚一些，你死后谁也不会追认你为烈士的，你死在沟壑中，无声无息你的所作所为，只会给我们家庭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母亲还未说完，姐姐毫不犹豫地接着说：“那也只能对你们不起了，我为真理不惜任何代价!”

1968年4月，林昭终于从有期徒刑二十年加判死刑，立即执行。她在接到判决书时，留下了最后一份血写的遗书：“历史将宣告我无罪"

“历史将宣告我无罪!”
我家在1968年4月30日付了子弹费以后，不久母亲的朋友朱太太来电话叫我们到她家里去一次。我去后发觉她家里气氛沉重而又异常。她先问我有无姐姐的消息，姐姐在执刑前有几个月他们没有她的音讯。我就把付子弹费的情况告诉了朱太太，她听后立即脸色灰白，沉痛地说：“这是真的了。”在我追问下，她告诉我，她的大儿子祥祥每周二次在龙华飞机场勤工俭学，4月29日由同学送回家时已面无人色，神情呆滞，半晌讲不出话来。朱太太追问发生了什么事，那同学说：“我们今天在龙华看到枪毙人，是个女的，祥祥看了立即变色，说是认识她的。”等那同学走后，祥祥突然哭了起来，说：“大姐姐被杀害了!”因为他的精神受到了打击，先要他休息。到第二天朱太太向他问个究竟，祥祥说他们一帮勤工俭学的在机场内做些杂务工，每天下午三时左右结束。那天结束后，在机场内多玩了一会儿。到三时半左右，突然望见有两辆军用小吉普飞快开来，停在机场的第三跑道，接着由两个武装人员架出一反手绑架的女子，女子的口中似乎塞着东西。他们向她腰后踢了一脚，她就跪倒了。那时走出另外两个武装人员对准她开了一枪，当她倒下后又慢慢地强行爬起来，于是他们又向她开了两枪，看她躺下不再动弹时，将她拖入另一辆吉普车飞快疾驰而去。祥祥说，他当时几乎叫出大姐姐来。朱太太再三追问他是否会看错，祥祥说绝对不会错，大姐姐有她的特点，只是更瘦了。身上穿的像是医院里的衣服。我听完后，我只说最好你们暂时不要告诉我母亲，她可能受不了。

在回家的归途中，我脑海里浮起的只是这一幕血淋淋的惨相，龙华、四月、自由、五分钱子弹费、母亲的泪。过了几天，有人转告我，同狱一犯人在一次公审大会上看到审判林昭的经过。林昭是被拉到台上的，因为林昭在狱中无人不晓，犯人们见到她出来都呆住了。林昭被带出来时，她的口中塞了橡皮塞子，这种塞子能随着张口的程度大小而伸缩，专防囚犯喊口号用的，因此她越想张口，塞子就越大，整个面颊都会鼓满起来。另外还可依稀看到她颈部的塑料绳子，这是用来扣紧喉管，防止发声的。这些都是监狱对特别“危险”的囚犯的处理办法，不过双管齐下尚属罕见。林昭的脸发红发青，她眼中燃烧着怒火，许多人看了都感到十分难过。

按照常规，狱中公审大会开始时，只要囚犯一押上台，下面犯人们便要大声呼喊口号，但是那天审林昭时竟寂静无声。主持人立即大怒，吼道：“你们这些囚犯都死了吗?”然后就领头高呼打倒反革命分子的口号，而和者却并不很“热烈”。转告我的那位讲得十分详尽，我听了却无法表达我的感情，只觉得一股寒冷而逼人的气流注入我的心胸。

林昭执刑后几天，我们收到通知去提篮桥监狱取遗物，我陪着神志恍惚的母亲一起去了。在门房递上通知单，所有里面的警卫都又以奇特的眼神看着我们。母亲很哀伤，抽噎不止，我的面部一点表情也没有。这次取得包裹一只，内有棉袄一卷已完全拆碎检查过，血迹斑驳的被单若干和不少白布条上模糊的血书，还有几件衣服。我们反复寻查所谓遗物，难觅片纸只字或林昭在狱中多年的别的留存。

林昭虽在含冤中被镇压，但在以后的年月里我与外界的接触中，我感觉到社会的正义力量支持着林昭，尽管那些支持并不能改变林昭的命运。

我记得，姐姐在第二次入狱后，曾住过上海精神病医院作精神鉴定。精神病院院长是著名的精神科权威粟宗华医师，他亲自为林昭作精神分析。在“文革”中，粟医师因陆定一的妻子严慰冰和林昭两个病例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几乎也划为反革命，罪名是包庇反革命分子，想以精神不正常为理由来开脱严慰冰和林昭的“滔天罪行”。粟医师为此抑郁成疾，不久便逝世。当年在《二医战报》上有粟宗华的专辑，摘录了粟与林昭精神分析的对话。林昭说：“我父亲曾对我讲，利用年轻人的纯真热情搞政治是最残酷的。政治是骗局，尔虞我诈。过去我一直不信，当悟出真理时已太迟了，现在我已超过了受骗的年龄，但尚未到达骗人的阶段。历史将宣告我无罪。”那期专辑中猛烈诋毁粟宗华医师不学无术，包庇反革命。而粟宗华曾对人说，林昭是个难得的人才。

80年代初，我向上海高级法院院长关子展提出对林昭案件平反复查问题，受理后由静安区中级法院院长赵凤岱承办该案。当时《民主与法制》杂志的陈伟斯先生曾去采访，看到有一房间关于林昭的档案。在这期间，有一天我接到通知，上海公安局有人为林昭的事要找我谈话。我在外滩的一间办公室内见到了这位同志。他没有告诉我他的名字，我也不知道他要见我的目的。在谈话中我才明白他要告诉我一些有关林昭的情况，他对林昭的一切比我要清楚得多。他告诉我林昭的案件自始至终在公安局内部有两派意见，从判刑处理、执行到目前平反复查其分歧之大不可调和，因此平反的事甚感棘手。他告诉我内情的一番真意我很感激，我知道了他在林昭问题上是持反对意见的。

为了要寻求细节，我决定乘案件平反复查之时，前往监狱医院去采访那位给姐姐看病的医生。我为了确保访问成功，事先即托人了解那医生愿否见我，能否讲一些林昭的情况。托人去了解的结果，他说了一句：“医院是不会让她进来的。”我于是决定直闯监狱医院，到那边我向门卫说明林昭被“四人帮”杀害，现正进行平反，要向医院了解些情况，门卫打通电话后让我进去了。我在一间像护士室的小房间内等候，约十分钟后那位医生进来了，他个子虽小但显得精明能干的样子。见面时他有些紧张，我说明来意后他有些惊讶。在谈话中知道，林昭在医院中住了不少次，多数是由他给诊治的。他的内心是对林昭持同情态度的，总是设法让林昭在医院里多住几天。他说，她是一个“任性”的女孩子，有极强的煽动性，在治疗中稍有一些恢复的时候，就又宣传起她的政治主张来了。她能说会道，影响很大，文视挚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