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家祺：十三年中国“巨变”

现在是纽约时间十一月九日凌晨一点钟，我的妻子高皋刚从医院下班回到家，忙碌一阵开始休息。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纽约，作为纽约一个区的布鲁克林，在我家一带早就静寂无声，我觉得就像中国山区农村那样宁静。在地球的另一面，正值中午，那是我没有一天不关注的地方，我的祖国。此时此刻，在北京正在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十一月八日当天，我就看过电视同步转播的“十六大”情况，也读到江泽民讲话十分详细的报道，我还没有顾得上打开计算机网络，我已经觉得，我所知道的比在北京多得多。此时此刻的北京，所谓“十六大”，并非开大会，而是分三十八个代表团在人民大会堂和许多宾馆、饭店开“小组会”，在讨论、评论江泽民的报告。

观察评论十六大的三大区别

“十六大”会场上的许多细节，在纽约，通过电视和媒体，能知道许多，一是靠众多的中外记者，二是靠现代信息技术，三是靠新闻自由。在夜深人静的此时此刻，在观察中国、评论“十六大”上，我觉得与正在开“小组会”的代表们有三大区别：

一是我借用了“遥感技术”观察中国。遥感是利用卫星对地球或其它星球表面进行摄影和探测的技术，它可以观察到许多大范围的、趋势性的现象，也可以把某些细节加以放大。我所借用的“遥感技术”，主要是在新闻自由条件下媒体的即时报道，并从远处观察中国。

二是我可以自由地、按自己心里的想法讲话，作评论，我不需要为了谁高兴而讲话，而作评论。

三是我可以用一般人所容易了解的普通语言讲话，我在讲话时，不需要披上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或其它什么“主义”的外衣。香港中文大学的吴国光说，语言有两个要素，一是“词汇”，二是“腔调”。现在的中国，在公众场合使用的语言和实际生活中使用的语言，在上述两个“要素”上，都发生了分裂。“十六大”就像演戏一般，从江泽民的报告到代表的发言，都有不同于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词汇”和说话“腔调”。我与“十六大代表”不同，说话，写文章，用平常的“词汇”和平常的“腔调”。

中国在十三年中的巨变

十三年中，中国发生巨变，去年国内生产总值已近十万亿元，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六位。中国正在崛起，是当代世界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六年前的五月二十二日，我在《欧洲日报》上就注意到中国正在发生巨变，写过一篇专门谈“中国巨变”的文章。五年前的六月，我发表了《遥感历史学》一文，再次谈“中国巨变”。

十三年，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个变化，就是中国共产党主动放弃了共产主义，放弃了共产主义理想，在共产党“一党领导”或“一党专政”下，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据《福布斯》二○○二年中国首富排行榜说，前一百名富豪拥有的财产达一百九十亿美元。这一百名富豪中，有三名就是“十六大”代表。这三人是沈文荣、昝圣达和孙甚林。十三年中，中国资本外逃数额巨大。与政府批准的对外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不同，资本外逃是各国货币当局明文禁止的资本流出行为。北京在纽约主办的《侨报》，在“十六大”召开前的十二天，即十月二十七日，刊登了一篇分析近十三年来中国资本外逃的长文。文章说，九十年代以来，资本外逃“有愈演愈裂之势”。“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四千多名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携公款五十多亿在逃。”但“贪官的携款外逃不过是中国资本外逃的冰山一角。”“财政部办公厅‘积极财政政策’课题组的专题研究资料表明，一九九七年和一九九八年资本外逃分别为三百六十五亿和三百八十八亿美元。”一九九九年为二百三十八亿美元。“而有经济学家则认为，二○○○年中国资本外逃已达四百八十亿美元，超过了当年外商对华投资的四百零七亿美元。”十三年，是中国两极分化日趋严重的十三年，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朱之鑫承认，中国贫富悬殊超过了国际警戒线。近一千万国企下岗职工、八千五百多万文盲、近亿民工、三千万农村贫困人口以及两千多万城市贫民构成了“弱势群体”。十三年，也是非政治领域中充分自由化而在政治领域加强控制和镇压的十三年，是江泽民的前任总书记赵紫阳被软禁的十三年。总之，十三年的中国发生了巨变，造就了一个既不同于欧美、又不同于港台的“资本主义”，是市场受到权力分割、充满早期资本主义弊端、两极分化严重、备受马克思老爹责备的“资本主义”。

巨变是“三个代表”的成果？

江泽民十一月八日的政治报告，是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的任期只有五年，江泽民偏偏要大讲“十三年”，也就是江泽民担任总书记以来的“十三年”。江泽民在报告中总结了十三年中的十条“十分宝贵的经验”。按他的说法，这十条经验，归结起来，就是他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现在，十六大正在召开，我认为，应当揭穿江泽民把“十三年”巨变说成是“三个代表”思想指导下的成果的谎言。

中国“十三年”巨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全球性巨变的一部份。这场全球性巨变，在苏联东欧导致了共产党政权的崩溃；在西欧和北欧，导致了社会民主主义势力的一度减弱。在中国，由于邓小平面对共产主义在全世界消亡的大趋势，为了保住“六四”后动摇的共产党政权，主动放弃计划经济，为公有制的瓦解和私人经济的发展敞开了大门。当我们以“遥感历史学”的观点看近十三年来全球范围内的这场变革时，我们会看到，虽然在有些国家实现了民主化，但不是民主的全面胜利，而是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在全球的胜利。在近十三年的历史巨变中，可以看到有两种模式：一是由“非共的民主政权”推动的“非共化”，一是由“共产党政权推动的非共化”。中国大陆，在江泽民主政的十三年中，就是第二种模式的典型。

五年前，我在《遥感历史学》一文中说：“近几个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创造巨大生产力的同时，也创造了一个逐渐壮大的人类运动－－共产主义运动。”“在苏联、东欧、中国等国，共产主义革命在为人类展示出一幅美好图案的同时，不时地传出种种令外部世界难以置信的灾难和暴行。……北京的‘六四’大屠杀终于使二十世纪共产主义运动失去了最后存在的理由。杜勒斯消灭不了共产主义，而共产党人邓小平却成了共产主义的掘墓人。‘六四’后一个月，匈牙利最高法院宣布为纳吉平反，‘六四’后二个月，波兰议会选出了首任非共总理，‘六四’后四个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宣布解散，‘六四’后五个月，柏林墙终于倒塌，‘六四’后六个多月，罗马尼亚国家元首、共产党首脑被处决，‘六四’后二年半，苏联大帝国像玻璃掉地一样裂为十五个碎块。当‘六四’冲击波从苏联、东欧传回中国时，中国开始加速私有化运动，计划经济被市场经济所代替。从‘遥感历史学’角度看，在世界范围内，‘六四’促成了东西方冷战的结束，在中国大陆，暂时形成了一种‘不要共产主义的共产党专政’局面。”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创造巨大生产力，而“六四”加速了中国的非共化和资本主义化，这一切怎么能说是江泽民这位五十年代的上海肥皂厂副厂长的“三个代表”的结果呢？

“六四”与“八九学运”是两件事。没有什么“六四民主运动”。“六四”纯粹是一场对和平抗议的市民、学生、工人的屠杀。中国“十三年”的巨变中，有着赵紫阳受尽冤屈和失去自由的代价，有着丁子霖的儿子和“六四”所有死难者的鲜血。

“三个代表”是普通思想

江泽民“十六大”报告的中心点，是把“十三年”中国巨变归结到“三个代表”指引上，这一骗局需要揭穿，然而，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仍有其正面意义。

“三个代表”不是什么“理论”，也不是“重要思想”，而是“普普通通的思想”。直到江泽民在“十六大”作报告，中国人，包括江泽民自己在内，说话都不能直截了当，非要披上一件又一件意识形态的外衣，加上沉重的套话、官话、大话和废话，把简单的事说得那么复杂，弄得江泽民主政十三年，自感胆怯，在公众场合总要宣读讲稿。“三个代表”，用平常的“词汇”说，就是要把中国共产党从“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改为“全民党”。“三个代表”的正面意义是，有助于推动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变质，现在有多名亿万富豪当上“十六大”代表，今后会有更多资本家入党。这些变化，会推动中国共产党主动改名，称社会党、社会民主党、社会主义党。这些变化，也可能像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所说的，如果不能防止腐败，“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可能走向自我毁灭”。“三个代表”如果不在中国共产党“左转”时删除的话，看来有助于多党制在中国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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