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芝是首位由加拿大政府从第三国成功营救到加国的法轮功学员。她于2002年11月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身处险境时得加拿大政府出面解救，当时阿联酋迫于中国政府压力拘捕她并欲将她遣返中国大陆。目前她已持加国特许签证赴温哥华定居。下面是笔者在采访时经她口述记录下的她的一段人生经历：
凄苦的成长岁月
我家在哈尔滨市，我15岁的时候正处在文革－－那个令无数人疯狂的年代。那时我的父亲身陷牢狱，罪名是反革命。母亲一人拉扯大大小小8个孩子过活。家里没有生活来源，每天还要给父亲送牢饭。母亲因为父亲的遭遇连气带病躺在床上，家里就靠我两个16岁的哥哥在松花江边给人刷洗一种叫水龙布的粗布挣钱养活全家，15岁的我就负责全家的饭食。
每到送牢饭的时候，负责做饭的我总会竭力把全家人嘴边那点可怜的吃食刮出一点最好的，给父亲送去。一看到铁窗里父亲黑瘦的脸庞和慈爱的眼神，那么刚强，再苦的日子都有了欢乐。
76年打倒四人帮后，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我的两个哥哥和一个妹妹就在这年考上了大学，一个贫苦的家庭一瞬间出了三个大学生，在当时着实引起了轰动。哥哥走后，家庭的重担就全落到了我身上。那时父母的身体都不好，弟妹又都小，好心的朋友介绍给我一个缠毛巾穗的活儿。好在上天给了我一双巧手，靠着手快，每月能赚到两三百元钱，全家的口粮和哥哥妹妹的学费就在我日复一日的劳动中得到了解决。
发达的中年
79年我迎来了生命中的幸运年，当时我所在的一家电子公司愿意化钱送我去读大学，也就在那时我认识了我的丈夫，并嫁给了这个可以依靠的善良的年轻人。
毕业后我一直在这家工厂做技术工程师。89年公司因经营不善倒闭，我就靠着过去积累的经验和资金与丈夫办起了自己的电脑公司，同时经营各种办公用品。那时电脑在中国还不普及，我算早期掘到了第一桶金的人。从89年到99年，电脑公司番着番地赚钱。我终于从苦日子里熬了出来，有了自己的地产，出入有车，有兴旺的事业和幸福的婚姻，还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那时我真的觉得上天没有亏待我，我过去所受的苦都得到了偿报。
我的全家也都在这短短的10年间拥有了所能期望的一切。父亲早在79年就有了自己的手工业厂，并成了中国早期的百万富翁之一。两个在松花江边刷洗粗布的哥哥如今一个在美国费城，一个在中东，母亲跟着两个妹妹在阿拉伯迪拜，我们每个兄弟姐妹各自都有自己的实业。
修炼法轮功
因为商业的关系，我在1998年认识了一个客户，这位客户热心地送给我一本书《中国法轮功》，当拿起这本书时，我并没有意识到，我的生命会因这一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这之前我有一个奇怪的毛病，就是会不时地被一种症状钳制着走不动路。有时去见客户，走到半路突然一步也动不了，抬抬腿都不行，只能坐在地上休息，十几分钟后恢复过来再走。中西医看了许多，都不知道什么原因。修炼法轮功3个月后，这个病症就好了。
但我修炼法轮功还并不全因为这个功法给我治了病。从凄苦的童年到发达的中年，我经历了太多的人世炎凉和苦楚，静下来的时候，撇开我所拥有的：丈夫、孩子与事业，望向内心深处，我总是看到一个疲惫的自己。
当我翻开法轮功的书，书的开篇就明白告诉我，法轮大法是佛法修炼，修炼人必须遵循“真善忍”磨砺心性，达到往更高境界的升华。我惊喜于这个“真善忍”的境界。虽然不是信佛的人，但我知道在中国的历史上早已有修炼文化的存在，换句话说，我并不认为修炼是迷信。能够遇到一个真正的佛家功法，我从内心深处感到幸运。
从此我就经常和炼功点上认识的朋友们一起学法炼功，佛法修炼开始给我洗去尘世的铅华，我的身心逐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健康与和谐，那时，我感到疲惫的生命越来越变得愉悦和坦然。
然而谁也没有料到，在法轮功传遍中国大江南北，老百姓正在人传人，心传心的时候，那个坐在中南海最高位置的人会凭着自己的权柄和意愿，酝酿起一场铺天盖地的打压运动。1999年7月20日，对法轮功的镇压开始了，那时国家体育总局统计的法轮功群众人数已有七千万。转瞬之间，这七千万老百姓，包括我在内，成了“人民的敌人”和“邪教的追随者”。
从那时起，我走入了惊涛骇浪的人生河床，童年的苦难在这个巨浪面前，只成了一朵略带涩味的小小浪花。
坚韧的“囚徒”
随着镇压的深入，谣言开始满天飞舞。为了达到镇压目的，自焚、自杀、杀人，一桩桩血案开始栽赃到法轮功头上，耸人听闻的妖魔化宣传渗透了国内的每一个角落。法轮功群众在整部国家机器的宣传攻势下百口莫辩，他们被歧视、被抓、被打、被关。
这突如其来的不白之冤打懵了我和我的功友们，稍微清醒后，我们开始依照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上访申冤。然而信访处很快成了专抓申冤的法轮功群众的地方。
因为在打压面前不愿违心“决裂”，我曾两次被抓，经历了辱骂、毒打和关押。面对当权者的造谣，我选择了直面和揭露迫害。2000年10月，我和熟悉的几个学员一起准备了10万多张关于法轮功的真相传单，在几日之内向全省发出。传单在众多身陷冤屈的法轮功群众手中迅速传开并撒向社会各个人群和角落，在老百姓中引起了轰动，惊动了负责镇压法轮功的最高领导人罗干。省公安厅将此事定为11.01大案，我因此被公安上网通缉，照片、名字被贴在街道的电线杆上，悬赏5万。后来我在2001年7月16日去银行取钱时被银行举报并遭到逮捕。
当我第三次身陷牢狱，恍惚间我环顾命运，少年时代所经历的文革如同幻梦，倏忽间又扑到面前。转眼一看，我已是46岁，父亲早年的命运又无情地回落到我的身上。
2001年11月我从哈市第二看守所转到哈尔滨万家劳教所，在这里法轮功学员被毒打、电击、上绳、吊铐、脱光衣服坐铁椅、长时间不许睡觉。在极限的承受下我和一些学员开始集体绝食抗议。绝食的头九天，没有人管。白天因为有人声，晕眩中还能感到人的活气，夜晚到来的时候，是最难捱的，牢房里除了刑事犯偶尔的磨牙和呼噜声，就只有我因为饥渴无法睡去的意识。到了第7、8、9天的时候，浑身象火烧一样，在焦渴和虚脱中无法动弹。我默默地一分一秒地熬着，每一个长夜都仿佛没有尽头，又仿佛下一秒钟就会结束，永远结束……
九天后，他们开始给我灌食。第一次被灌之前，我看见一个姓尚的女学员，被他们抓住头发往墙上撞，往地上撞，撞迷糊后，在没有任何知觉的情况下，强行地插进鼻管灌食。插管时没有任何消毒，就在洗手盆里涮涮，然后通过鼻腔插入胃里，往里打玉米面加凉水。
灌完这位功友后两个狱医转头看着我，手里拿着钳子和器具，说，“你也看到了，你知道你将受到什么待遇。”此后，我在监狱中的每天都在遭受这种“待遇”。每一位法轮功学员在灌食前都会被毒打到不能动弹，然后绑住手脚插管，因为要防止我们在极度痛苦下拔管反抗。
一天我在女病房里听到一个男人闷在臂弯里的变调而绝望的哭声，原来一位叫丁燕红的功友的丈夫求尽了人情进来探望我，他们就当着这个男人的面给他妻子灌食，这个男人在痛苦挣扎的妻子面前抱头痛哭。自身所受的折磨我没有怨恨，可是听到这个男人的哭声，我禁不住泪流满面。
有时我感到再也支撑不下去了，同室的犯人睡着的时候，好几次我一个人坐起，象石像一样呆默着，我泪流满面向上苍询问：“我还会活着出去吗？”眼前除了黑暗，还是茫无尽头的黑暗。其实我知道只要说一句违心的假话，只要照他们的意思写个决裂书，然后去反戈一击，去批判法轮功，我就能得到解脱。可是我从没想过选择这条路！
我不只是因为在法轮功中得到身心的健康而感恩图报。对于一个遵循“真善忍”的佛家功法，它除了予人健康的身心，也让千千万万的修炼人体会到“真善忍”的崇高和可贵。“真善忍”是人性的根本，超越人世利欲和炎凉。“善”者不比强者，可是善的力量可以穿越一切有形，直接打到人心最深处。“忍”不比暴恶，可是忍的力量包容万物，化解一切暴力和攻击。对于法轮功学员来说，真正的自由不是从外界，而是从“真善忍”的境界中获得，从内心获得。我们只要求一个公开的，堂堂正正的练习法轮功的权利。
在今天迫害法轮功的运动中，我看到有这么多平凡的老百姓站出来，直面暴力打杀。面对强权，选择和平以对的同时，他们也选择了不服从。如果信奉“真善忍”都有罪，人类还能剩下什么？善恶难道不在人心，是靠强权来定性的么？面对诽谤和迫害，全世界的法轮功学员都在以和平坚忍的态度申诉着，坚持着。而我作为这千万人中之一员，虽然身陷牢狱，但我知道千百万善良的人们都与我同在。文革的苦难早已练就了我的韧性，面对眼前又一轮文革式的运动，在生命和良心面前，如果必须选择，我选择以生命冒险。
地狱般的治疗
因为监狱的潮湿和肮脏，许多法轮功学员的身上染上了严重的脓包疥，浑身是脓包和血浆，严重的有桃子那么大，白天疼痛难忍，淌脓淌水，晚上奇痒无比，整晚不能入睡。
记得曾有一个新来的狱医，是个大学生，他在给一个学员治疗的时候，按照医疗程序她一个一个地挑洗脓疮。万家医院的宋院长看到了，走过来推开他，拉过这位学员，拿起一把钢匙就往脓包里刮……
每个生了脓包疥的法轮功学员都会被他们一个一个地强拖到一个封闭的小房间，按在地上，叫刑事犯用尖利的钢刮刀、刮匙在全身挖脓包。刮匙在血肉中搅来搅去，被按在地上的人痛苦地惨叫着、哆嗦着，呻吟着，泪流满面。刮完后又迫使这些血糊糊的人靠墙站着，用凉水冲刷。水管冲出的不是自来水，而是不知哪里引来的污浊的锈水。哈尔滨的冬天零下35、6度，黑污冰凉的锈水和着脓、血，在不成人形的身体上流下……
总是有不同的学员从外面被转进来，劳教所恶劣污秽的环境使许多学员都染上了这种可怕的皮肤病。这种生不如死的“医疗”每隔几天就重复一次，除此之外，还要承受每天的插鼻管灌食凸芙倘嗽钡亩敬颉?p>对于整天生活在极度恐怖中的人来说，死亡也许反而是解脱。在一次管教集体毒打绝食学员后，2002年1月18日，有五位学员决定用生命来反抗虐待，为他人开创生存环境。她们的名字我至今记得：赵熙如、何苗、吕会文、孙丽芝、孙艳芳。她们写好遗书后，用剩余的钱买了一盘监狱里金贵的饺子，我们被关在一起的十几个功友围在一起，几位学员和泪唱起一首离别的歌，大家边吃边哭……决意死去的五位学员格外地高兴。尽管旁边的学员哭着劝她们，但看着她们发自内心的微笑和这里生不如死的生活，大家知道劝不回来了。晚饭后乘着夜色，她们把床单一条一条撕成了布绳……
所幸的是深夜吊挂的时候，被碰巧起来方便的班长王晓红发现，救下了这五位姐妹。这件事惊动了省公安厅、省劳教局，但却没听说肆意逞凶打人的警察受到处分。万家劳教所的所长史英白曾说：“为了对付你们我们已经使绝了招数了”。万家的管教人员敢于如此，除了所长的唆使和纵容，也是因为有江氏集团层层包庇才有恃无恐啊。直到今天这五位女学员仍被关在劳教所里，生死不知。
释放
监狱里的时间漫长得没有尽头。哈尔滨的冬天寒冷得没有活气，女牢窄小的玻璃窗上都是冰块，没有一丝阳光。如果突然有一个刑事犯的家人来看望，只要门□铛响一下，大家都会非常高兴。因为法轮功学员也都有家，有丈夫儿女。可是我们的家属不许进来看望，除非绝食有了生命危险。我的丈夫和孩子哭着求了他们好几次，也没有用。
在万家医院绝食躺在床上的时候，通过靠街的窗口，我经常能看到我的亲人在门口站着，低声下气地求他们。
一次我的两个小妹从国外回来看我，在门口哭求，一直哭，一直不肯走。也许是天可怜见，突然天上下起了雨，她俩就穿着雨衣遮着脸混过了门卫，拿着许多东西，望里疾步冲进来了。当时我绝食已经50多天了，看到后也不知哪来的力气，我就从床上爬了出去，拼命抓着走廊上的护栏，我看着痛爱的两个小妹，对她们说，“你们不要再给我东西了，我已经不吃任何东西了。”小妹看着我皮包骨头的样子，在走廊外面痛哭，我也在里面哭，我说：“你们要帮我通过国际机构把我的事情曝光！”
面对无止境的迫害，我再一次选择了揭露这恶行。我要申冤，直到生命最后一刻……2002年3月9日我开始坚持用餐巾纸写信给万家劳教所、市司法局、省公厅、市公安局等执法部门。用卷纸写的信每封1.5米长，写的时候几次险被管教人员搜走。写完第二天正巧司法局来人检查工作，进到我的病房我就直接交给了她们……
信很快传到各部门，最后谁也不敢每天给我灌食，怕我死在监狱里。尽管叫嚣迫害得很凶，但执行迫害的人也知道他们关押的是无辜的老百姓，他们也怕法轮功哪一天平反自己要遭报。护士们一起到院长那里抱怨，他们也害怕法轮功学员意外死亡。
因为长期灌食插鼻管，使我的眼睛里和鼻腔长期淤血、流脓，鼻腔已经全部堵死，眼睛也接近失明了。最后他们看我不行了，就说，你喝两天白糖水吧，喝两天恢复恢复就放你。我当时已经被折磨得没有活的欲望了，我说，“放不放我你们看着办吧。”我把两个眼睛一按，手里全是脓和血，他们吓坏了，一言不发，扭头就走了。
20多天以后我被释放了，仅仅九个月的牢狱生活，我如同从地狱里闯了出来。坐车回家时，虽然眼睛已经看不清东西，我还是扒着小车的玻璃窗使劲地看啊，人啊、路啊、街上走的狗啊、电线杆子啊，一切都是那么新鲜。开车的人说你都这样了还乱动啊，赶快靠着休息休息吧，可我忍不住啊，我要看呀，我自由了！
登上加拿大的国土
五月获释出狱后，我在重新炼功后身体迅速恢复，眼睛也基本好转复明。六月我在家人的帮助下到阿联酋探亲。可是又因在那里的机场向当地中国人揭露法轮功的真相被中国使馆的人盯上，当地警方在使馆的授意下拘捕了我。使馆的人告诉警方说我是危险的罪犯，并同阿联酋官方商定要遣返我回中国。所幸命运这次眷顾了我，在加拿大法轮功学员的努力和加拿大政府的营救之下，我于11月上旬来到了加拿大。
过去三年所经历的，如同一场噩梦，我今天终于从噩梦中醒来。然而那片生我养我的土地上，还在上演着成千上万个血腥的噩梦。
因此在眼前这片自由的热土上，我把我的经历公诸于众，不为自己，只为了国内那千千万万仍在惨遭荼毒的法轮功修炼者。
除了如实叙述自己所亲身经历的，我不想再说什么。世事如戏，悲欢生死之后，是非善恶还有观者评说。只劝那曾折磨过和正在折磨无辜之人的人哪，权力之外莫忘了公义，是非善恶自有人心为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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