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专家、耶鲁大学博士后研究员朱衡(音译)是一名谨慎的分子生物学家。但去年四月，他却因为大意犯了一个错误。三十五岁的朱衡工作签证过期，他被迫回到中国等待美国国务院给他发出新签证。
十个月过去了，虽然他一再发信、打电话催促、耶鲁大学官员和其他支持者呼吁给他签证，朱衡仍然在北京等待是否能回美国。他的缺席已经造成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一百五十万美元的基因研究项目脱轨，那个基因项目可能最终有助于医药工业新发现。
耶鲁大学分子生物学系主席、朱衡的老板斯耐德(Michael Snyder)，“这等于毙了我们在这个领域的实验室。”
华尔街日报二十日在头版发表文章说，朱衡是九一一恐怖事件之后美国加强安全程序时被卡住的数千名外国科学家之一。他们的案件说明恐怖袭击改变美国的方式之一，对开放的全球社会带来新的限制。
虽然旅游者和各个领域的工人签证申请也被推迟，但积压最多的却是具有先进技术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美国官员在担心恐怖分子申请签证的同时，政府也担心敏感技术的转让，例如先进的计算机、化学和生物技术。虽然美国的技术转让规则一九九三年已经生效，政府从二○○二年中才收紧这一领域的签证审查。
原来很容易获得签证的科学家突然被关在美国门外。过去几十年来每年都来美国两次的俄罗斯、意大利和中国研究人员的签证现在被推迟或者干脆拒绝。加州理工学院的索恩( Kip Thorne)说，他们的申请掉进“黑洞”。 耶鲁大学说，它对国务院的申请仅仅得到朱博士正在被审议的模糊回应。
每年发放七百万签证的美国国务院不讨论个人案例。它也不评论积压案件的规模，但去年秋天参加过国务院吹风会的技术行业官员说当时积压案件为二万五千宗。国务院官员承认积压案件的确比前几年要多，但他们声称在困难时期，国务院官员已经尽到最大努力。一名发言人说，“我们承认有推迟，我们在不影响国家安全的情况下尽力加快过程。”
去年十一月底，国务院说一万份被积压的签证已经完成并发出。
同时，给朱衡发奖学金的基金会也暂停给他发钱，因为他必须在纽黑文的研究室才能拿到钱。基金会官员说，如果他回来工作就恢复给他发钱。由于没钱，朱博士已经停止支付他停放在纽黑文的本田轿车分期付款，他的公寓租金也没有及时交纳。他说，“我将留下很差的信用记录。”
朱衡回到北京的父母家中，每天去他妈妈的物理实验室查看电子邮件，和同事联络。
他的老板斯耐德博士到北京同他讨论基因问题，但斯耐德说，朱衡要回到实验室才能发挥作用。
在耶鲁大学朱衡的办公室，一大堆没有开封的信件和四英尺高的酵母蛋白片堆在工作台上。斯耐德说，“他就像个主厨师。他的工作需要高度技巧，他必须在这里，同学做饭的人一起才行。” 这一案件显示九一一事件之后安全担心和思想、人员自由交流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而自由交流是科学进步所必须的。由于十九名参与恐怖袭击者的签证都是由五个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疏忽而发出的，政府认为严格签证发放是反恐怖的必须措施。
但是，美国研究机构却越来越依靠海外人才，因为学理工科的美国学生数量不足。外国人占美国数学、计算机科学和工程研究生的一半，占科学和工程博士生的三分之一。国务院每年都发放数十万签证给私人企业、学术机构和政府工作的科学家和理工科学生。
但自从恐怖袭击的十六月，国务院反恐怖审查系统的名单数量增加一倍，领事馆要通过华盛顿跨机构审议系统的签证申请大量增加。此外，大使馆要等待联邦调查局或者中央情报局的回应才能发放签证。过去，如果那些机构三十天不回答，使馆就可以发签证。国会审计署(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最近的报告说，由于政策反复变化、国务院和司法部之间在严格限制签证问题上意见不合及缺乏对领事馆官员的指导，这些因素也造成签证申请积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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