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党史上，康生是一个特殊的人物。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历次政治运动与政治斗争中，他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冲击；相反，政治上却步步高升，从区委书记一直攀升到中共中央副主席。他精于观察最高领导个人之意，是一条名副其实的政治上的“变色龙”。
1928 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被共产国际指定为党中央的总书记；但向忠发文化低、能力差，中央大权实际上为李立三所控制。善于钻营投机的康生就对李立三百般吹捧，投其所好。由于康生对李立三的“左”倾表现了极度的“忠诚”，很快于1930 年2月被提拔到中央担任了中央组织部秘书长。
1930 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使立三“左”倾错误在全党占了统治地位。当立三“左”倾错误刚刚冒头之时，周恩来就竭力反对，与李立三发生了激烈争论，还特地出国向共产国际报告了这一情况。对此，康生是很清楚的，但他不是进行抵制和反对，而是追随、拥护和支持。
同年9月，瞿秋白和周恩来受共产国际之托召开了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传达了共产国际决议，批评了李立三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夸大估计和组织中心城市武装暴动的错误做法，从而基本上结束了立三“左”倾错误。至此，康生迅速转向反对李立三。并被大会补选为中共中央审查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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