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旷世空前、波澜壮阔的民主爱国运动－－“八九民运”（上）
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新时期”（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一大“特色”，是“总设计师”邓小平的一大“发明”。这种“一头热”的改革方式，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就是在世界历史上恐怕也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于是，在邓小平“猫论”（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引导下，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掀起了“经商热”，社会各界大张旗鼓地刮起了“下海风”。紧接着，“总设计师”又抛出了个“摸论”（摸着石头过河），鼓励各级领导干部“胆子再大一点”（实际并非是邓小平的专利，而是1978年华国锋提出的“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四句号召中一句）。在全国“商场如战场”的大潮冲击下，人们巧妙地将华国锋的那句“团结一致向前看”改成了“团结一致向钱看”，全国各阶层、各行业纷纷“下海”，甚至连在校学生也跟着做起了“倒买倒卖”的生意。这种以无规则的“商海”战术为游戏的经济手段，无形地给政府官员及其配偶、子女提供了“赚大钱”的大好时机。一些手中握有实权的政府官员开始无原则地大开“后门”，非常顺利地占领了“商战”中有利地形，以“倒买倒卖”的方式贪婪地侵吞着国有资产。一时间，被老百姓称之为“官倒”、“私倒”的倒爷儿们充斥着整个经济领域。“十亿人民九亿商，齐心协力骗中央。”这是八十年代非常流行的一首民谣。当时的这首民间传唱的歌谣，道出了中国的经济已走上了畸形改革的发展道路。那种几乎完全没有监督的“单腿蹦”的经济改革，培育出了一大批“神奸巨蠹”，公开而巧妙地将大量国家资财据为己有。从此，社会腐败现象在中国迅速滋生、蔓延，中国的社会环境发生了质的变化。
“黑云压城城欲摧”。“官倒”与腐败像满地的蝗虫一样，蚕食着老百姓用数十年的心血积累起来的财物。各级官员及其家属与奸商们勾搭连环，在中国这个大市场中“独占鳌头”，从倒机票、倒烟酒、倒粮食、倒布匹，发展到倒汽车、倒钢材、倒煤炭、倒成品油。经济体制就这样极不正常地从计划经济轨道转到了商品经济轨道。然而，政治体制改革却“只见雷声不见雨”。面对“官倒”泛滥、“腐败”严重及“政治体制改革”停滞不前等三大问题，许多有识之士利用各种方式向全社会发出了“呐喊”，并于北京、上海、广州等全国各地纷纷成立了“民主沙龙”组织。尽管有的“民主沙龙”组织遭到了破坏，但社会各界要求政治民主的呼声一浪高高一浪，而且许多学者在“民主救国”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于是，一个以全国高校为主体的学生运动，以“打倒官倒，惩治腐败，推进改革进程”为口号的民主运动，在1989年的春夏之交终于爆发了！
1989年元月，方励之致函邓小平，要求大赦、释放因西单民主墙被捕的魏京生。2、3月间，国内一些著名的文化界人士及一流的自然科学家，分别联名给中共中央、国务院及中央的主要负责人致公开信，表示支持方励之的建议，并提出了“改革政治体制、释放政治犯、取消以思想定罪”等等一系列的民主要求。这些致公开信的人中，有不少是共产党员，还有一些是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因此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海外不少著名的知识界、科学界人士纷纷呼应，发起签名支持这项运动。
4月15日凌晨，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突然辞世。次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还没有发布“公告”，北大三角地的广告栏就贴出了不少与悼念或政治内容有关的小字报。此外，有的学生去天安门广场送花圈、条幅，以示哀悼之意，中央党校大礼堂前还贴出了很多对联、诗歌和杂文。第三天，有数百人围着已摆放各式各样花圈与挽联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有人还借用人梯爬到基座上面，打开一面写着“民族魂”三个大字的巨幅，众人神情肃穆。当夜，北大学生第一次走出校门到天安门广场游行。《人民日报》及时报道了纪念碑前的花圈和群众悼念场面，在头版登出大幅照片。4月18日凌晨，大约两百左右学生在大会堂前开始静坐。下午六点，大会堂前的静坐转移到新华门前，有高校同学不断加进来，许多记者和游人或围观或参与，阵势相当庞大。当时，学生们首次提出了与国家领导人直接“对话”和递交含有正确评价胡耀邦、惩办官倒等“七条”内容的要求。期间，王丹、郭海峰和一名人民大学的同学作为代表进入大会堂，与前来接见的国务院信访局干部进行了谈判。深夜，发生了学生们高举花圈冲进新华门被警察驱赶事件。4月20日凌晨三点，警察强行将新华门前的学生拖上公共汽车。一队武警疯狂地追打示威学生，有些学生被打得血流满面，哀嚎四起。这些学生云集北大，向师生揭露事实真相。当晚，北大、政法、师大等校数千名学生冒雨在天安门静坐，抗议凌晨新华门前的打人事件。从此，便拉开了声势浩大的“民主爱国运动”序幕！
4月21日，北京21所高校正式成立了“北京市高等院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即“高自联”），公布了“北京大学学生筹委会”的包括重新评价胡耀邦、严惩打人凶手、确保新闻自由、增加教育经费、查处官倒、平反冤案、如实报道这次运动等七条内容的请愿要求，以及“北京高校临时行动委员会”的《请愿书》。4月22日，胡耀邦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堂前，一万多名学生全部起立，在哀乐声中肃立默哀。追悼会后，过了好长时间，灵车从别的门开走了，一队队扎着腰带、赤手空拳的士兵在大会堂前布下人墙。不一会儿，大会堂里传出消息，说李鹏已答应对话。三个学生代表闯过士兵封锁线，走上大会堂台阶，在台阶顶上跪了下去。
4月24日下午六点，从天安门城楼里出来几十个警察开始从成千上万的人群中抓人，激起了群众的愤怒，几乎酿成流血事件。同日，李鹏召集和主持政治局会议，李锡铭、陈希同说“学生要暴动”，因此学生运动在会上被定性为政治“动乱”。会后，李鹏向杨尚昆表示要向邓小平汇报。次日，邓小平接见杨尚昆、李鹏，同意了他们的意见和政治局会议对学生运动的定性。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社论，声称学生运动“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北京和上海分别召开党员干部万人大会，号召全体党员投入这场严重的政治斗争。邓小平召集人讲话，提出三点：一不怕骂娘；二不怕国际舆论；三不怕流血。邓小平等人的独裁本性，使他们在错误的时间里作出了错误的判定，导致了中共本不该制造的历史罪恶！
一场旷世空前、波澜壮阔的民主爱国运动－－“八九民运”（中）
《人民日报》发表的“四?二六”社论，是把学生运动推向深渊的导火索。它在学生与政府之间制造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堵塞了学生与政府之间的沟通渠道，使民众与政府之间的矛盾被迫升级，造成天安门广场的局势不断恶化。这个“四?二六”社论，让学生对政府产生了反感，让民众对政府失掉了信心。
4月27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38所高校学生３万余人，冲破了数千警察封锁，持续游行15个小时，行程60多公里。学生一路喊着“人民日报，胡说八道”、“中央电台，颠倒黑白”、“和平请愿，不是动乱”、“尊重人权，反对暴力”、“深化改革”、“消除腐败”、“官倒富，农民苦”、“打倒官倒，争自由，向前进，向前进……”等口号，沿途受到了北京市民的夹道欢迎，“大学生万岁！”、“人民万岁！”的呼声连续从围观的人海中传出。中共政府迫于压力，便派出国务院发言人袁木等几个不知名的副职官员，于4月29日与全国学联组织挑出的学生搞了个座谈会。这个所谓的座谈会，并没有学生自己选出的代表参加。5月1日上午，“高自联”在北大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不承认4月29日由政府组织的对话。5月2日下午，北京部份高等学校学生70余人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信访接待室，递交一份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中共中央的请愿书，提出了平等对话的基础条件与时间。然而，中共政府始终没有拿出与学生平等对话的诚意，并武断地拒绝了学生提出的对话条件，结果爆发了全国性的游行示威和声援活动。上海有近万名学生上街游行，天津、沈阳、吉林、湖南、武汉、上海、香港、深圳等地大学生纷纷进京声援。
当时，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有改变“四?二六”社论对学生运动定性的想法，并在纪念“五四”七十周年的讲话中肯定了北京的学生运动是爱国运动。可是，遇上邓小平、李鹏等几个顽固不化的专制独裁者，这事就很难办了。赵劝谏后，“四?二六”社论的“王命”非但没有收回，连总书记的位置都保不住了。届此，中共上海市委停止了钦本立《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职务，首都知识界郑也夫、严家其等48位知名人士联合签名致给上海市委，要求中共上海市委收回“停止钦本立《世经导报》总编辑”这一越权的和错误的决定，保证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保障新闻自由。北京高校数万名学生以“罢课”的形式继续请愿示威，要求人大、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全国政协与学生进行公开的、建设性的对话，已选出的22所高校对话代表团提出了“这次学潮是学生的爱国运动、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民主和法制建设”三点较为温和的对话内容。然而，此时的邓小平却正在武汉召集各大军区的司令员、政委，部分集团军军长、政委等一班人马，为兴兵北京学生运动作动员工作。北京高校经过数日罢课请愿，大学生们仍见不到政府方面有任何对话诚意。于是，5月13日上午，北大三角地贴出了《绝食宣言》，北大“筹委会”广播了“绝食行动方案”。接着，北大绝食团１００多人头缠上书“绝食”、“绝食请愿”、“不自由毋宁死”等白色布条，宣誓“绝食”。北大部份青年教师在北大燕春园饭馆为参加绝食的学生“饯行”，场面尤为壮烈。下午，绝食学生到达天安门广场之后，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高校的绝食学生和三名上海“七人赴京请愿团”团员陆续到来。下午四点，绝食人本燮耄(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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