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6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一篇让人读后心头滴血的报道。湖南岳阳县偏僻山区的张谷英镇，31个村，人多地少，贫穷落后，大批青壮年男女靠外出打工谋生。想不到，该镇公安派出所竟然把“创收”发财的歹毒文章做到了外出打工的农民们身上。民警与社会“烂仔”互相勾结，狼狈为奸，一探听到有打工人员返乡的消息，民警就闯进家里抓人、或暗伺途中绑架，抓了去先搜光随身钱物，然后再以在外面“是否干坏事”、“是否偷盗”、“是否嫖娼卖淫”之类“莫须有”的罪名相威胁，侮辱拷打，刑讯逼供(实际上是“刑讯勒钱”)，交了“罚款”就了事，不给钱休想走人，少者几千元，多者上万元。实在没有钱交的，只好借高利贷赎人。在这篇报道里面，记者泣血般地记述了10起民警绑架、关押、殴打、逼迫农民工交纳所谓罚款的骇人事例。张谷英镇被搞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为了躲避迫害，远离他乡的打工仔打工妹们都不敢返乡与家人团聚，即使到了新春大节也是如此。不是说，人民公安是人民的保护神吗？在张谷英镇，这成了一句地道的鬼话！那里的老百姓说，公安干警“黑了！”“是贼，是土匪！”依我说，他们连“贼”和“土匪”都不配！听老辈人讲，旧社会的“贼”和“土匪”可是“兔子不吃窝边草”的，而这帮披着“保护神”外衣的土匪，可是专拣本乡本土人残害啊！
讹卡得农民工不敢回乡的地方，何止一个张谷英镇？记得去年初，媒体也报道过一个乡镇公安派出所，当时忘记把资料下载了，其手段卑劣与张谷英镇派出所差不多，抓了打工仔就以在外面嫖过娼为由罚款，抓了打工妹就以在外面卖过淫为由罚款。除了少数公安派出所的“讹卡”，还有一些地方基层干部的“搜刮”。前不久，一位在南京打工的朋友告诉我，他家乡年年逼捐“奉献款”，每年春节前后，等到外出打工的人一回来，村、组就分别召开“慰问会”(多么动人的会名呀！)，两句好听的开场白之后，就一个个点名要求给家乡做奉献－－捐款，起点就是千元，两个层次，每人至少要掏两个千元。2000千元对于打工仔打工妹来说，不是小数目，至少需要半年积攒。据我后来调查，强令捐“奉献款”的地方，也非个别现象，不少地方都在搞。有的地方不仅强令捐“奉献款”，还派“发财酒”，外出打工的回来后，村、组干部说他们发了财，就强令他们设宴请客，烟、酒、菜、饭，一场没有200元过不去。有位农民工朋友说的好悲哀：家乡人以为我们在外面真是淘金的，返乡时怀里都揣着金娃娃，那些“官儿”和“痞子”们，都“眼红”，都来“算计”，都来“讹卡”。
农民工苦哇！他们为了谋生，改善生存困境，背井离乡奔城市，在城里人歧视的眼光里挣扎，干城里人最不愿意干的最苦最重最累最粗最脏的活，拿城里最低的工资，且享受不到城市人的各项福利保障待遇，种种刁难和迫害在所难免，好不容易挣了点血汗钱，想返乡与久别的亲人团圆温暖一下，想不到，迎接他们的却是“官”(警也属官之列)欺“痞”讹！难怪许多农民工哀叹：家乡啊，想说爱您不容易！
以往，“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口号，是专门咋呼给城里人听的。现在看来，对农村、对农民工的家乡也非常必要、非常迫切进行“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宣传教育，并应采取有效的措施确保落实。
“政治文明”不仅是口号，也应是看得见抓得着的实际。我们希望“政治文明”能尽快地落实到千百万农民工身上，让他们得已舒心地进城务工，放心地回乡团圆。
(中国经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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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裸体搜身" "屈打成招" 张谷英镇派出所无法无天
(据2003-02-08 当代商报)
“派出所与在外的‘烂仔’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哪个打工仔什么时候回家，身上带有多少钱物，都在派出所的掌握之中，车次船次均准确无误。打工仔们怀着喜悦的心情回到家乡，往往在车站便被恭候在那里的派出所民警逮个正着。谁反抗就要挨打，就要关禁闭。倘若有个别‘漏网之鱼’，干警们便会晚上到其家，将其抓获。被抓进派出所或送到看守所的人都要挨打，罚款数额二千至一万元不等。”－－摘自丁潘秋等人起草的《关于岳阳县张谷英镇派出所违法行为的控告书》
“裸体搜身”事件
2002年7月10日是一个令吴耀辉终生难忘的日子。当天下午5时许，镇派出所所长徐满期带着几个人闯进吴耀辉家，将她抓上车，理由是她做“庄”买码。在镇派出所，副所长何昆先是给她掌嘴，接着一民警用电棒打她，并要求她跪在地上。让吴耀辉备感侮辱的是，徐满期指示女民警先后三次对她进行“裸体搜身”，将其藏在胸罩里的1100元钱和手上的戒指搜走。后来，民警将事先写好的笔录拿来要吴签字。对签字一幕，吴耀辉说：“我是被逼得没办法了，只想莫（不）再挨打。”
大约三小时后，吴耀辉被送到了岳阳县公安局，一关就是九天。经历了这一劫，吴耀辉只得依他们的要求交纳了4000元罚款。
被迫承认卖淫
2002年5月21日，该镇杨和村的刘日新带着妻子从广东回来参加弟弟的婚宴。谁知，他们刚下车就被镇派出所几名民警带了回去。在派出所，刘日新身上的三台手机、钱包（含：4006元现金、身份证）、手表、戒指等物被全部搜走。后来，徐满期见问不出什么东西，又将刘日新夫妇送到岳阳县公安局。在县局，徐满期等人逼刘日新夫妇承认“卖淫”和“组织妇女卖淫”。
刘日新在一份材料中是这样叙述事发经过的：
“徐满期对我说：‘你想如何解决这件事？’我说：‘只能求你们从宽、从轻。’徐满期说：‘你总要说个数目呀！’我说：‘搞500块钱。’他骂道：‘你妈的，你以为你那4000元钱还有退吗？都要没收，你打电话到家里搞2000元钱来取人。你不答应就送你去拘留所……’”
到邻县抓人打人
采访中记者得知，徐满期在张谷英镇派出所工作时，不仅带领个别民警对当地群众进行欺压，还跑到临界的地方去“撒野”。
平江县余平镇拓港村与张谷英镇贵丰村相临。2000年11月21日晚，拓港村的邹勇军在家与人玩牌（非赌博）。谁料，徐满期带人闯了进来，他们不由分说用电棒将所有人击倒搜身，并用手铐铐住五名群众，还用电棒毒打邹勇军63岁的的父亲。邹父本来就有病，哪经得起这样的毒打，只能倒在床上大呼救命。被激怒的群众纷纷操起东西要打徐满期一伙，徐这才知道自己打错了人。邹勇军要求徐送其父去平江县医院。徐满期便打电话到余平镇派出所称邹勇军是杀人犯，要求派出所出面处理，然后扬长而去。
事发第二天，邹勇军、邹桃军兄弟途经张谷英镇，徐满期知道后指使民警将兄弟二人抓进派出所。在派出所，徐满期等人对邹桃军采取“壁虎爬墙”的方式进行逼供，要他们承认自己犯过罪。后来，徐满期再次打电话给余平镇派出所将邹桃军关押了2个月，并罚款2000元。
罚款由派出所与“线人”分成
据反映，张谷英镇派出所有专门的“线人”，一有人进入派出所的视线，他们便负责打探消息，在当事人与派出所之间讨价还价。
在丁潘秋的指引下，记者找到了一位叫刘志的青年。刘志的一个朋友曾是派出所的“线人”。刘志告诉记者，派出所采取的方式有“盯梢”和“铺炕”二种。“铺炕”就是“线人”假装参与玩牌，然后再找机会举报到派出所。民警们在接到举报后，根据“线人”提供的时间、地址等情况采取抓捕行动。“盯梢”则主要针对的是当地一些外出打工的群众。据介绍，张谷英镇打工者的行踪几乎都在“线人”的掌握之中：在外地干什么工作、月薪多少、什么时候回家以及车次、船次等。这样一来，打工者回家时就会被早早等候在车站或码头的民警们抓获。
徐满期等人将这些群众抓进派出所后，先是对他们进行吓唬，吓唬不成的就逼供“栽赃”，迫使其就范。接下来，徐满期“开价”，否则将其关押，直到妥协为止。“线人”在这时会适时的出现，并在派出所和群众之间“游说”，以达到目的。罚款所得由派出所与“线人”分成。
刘志告诉记者，派出所和“线人”的关系非常“铁”，“线人”违反了法律，派出所会对其免除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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