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中国军队以武力结束了在天安门广场内外的抗议示威活动。数百、很可能是上千的人在那次的镇压行动中死亡。民主活动人士，学生和工人们进行了多个星期的抗议示威，反贪官、反通货膨胀，要求民主改革。史学家们说，抗议示威活动使共产党领导层感到害怕，致使那些强硬派出面控制局势，下令进行武装镇压。
在镇压活动中首批死难者之一的17岁的蒋捷连是被军队从背后开枪打死的。在过去的14年里，蒋捷连的母亲，现年67岁的丁子霖把一百多名在那次血腥政治镇压中死难和失踪者的家属组织了起来。她说：“这是想彼此得到一点安慰，彼此寻找到继续活下去的勇气，因为在失去我儿子最初的日子里我实在感到活不下去了，所以当别人告诉我也有一个家庭，跟你们一样，都是知识分子，也是高中生，也是遇难了的。这时候我就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我想去认识他。”
虽然丁子霖为儿子的死难悲痛欲绝，但是她说，和她有同样遭遇的其他死难者家属给了她以“慰藉”和生存下去的意愿。她的后半生一直在寻求她所认为的“公正”。天安门广场“镇压”之后不久，中国政府把“六四民主运动”贴上了破坏国家安全与稳定的“反革命暴乱”标签从而使镇压合法化。中国的共产党政府全然拒绝了所有要求平反并且惩罚有关官员的请求，坚持说镇压是合法的，是为了国家的利益。
丁子霖和其他的死难和失踪者家属则坚定不移。今年三月，他们向中国新一代领导层的十六大递交了一封公开信，要求政府说明，他们的子女在1989年6月4号晚上到底是怎么遇难的？中国高层官员再次拒绝了这一请求。中国问题专家学者说， 中国共产党是不可能在不批评刚刚退休的、在镇压活动中起主导作用的老一代领导人的情况下改变他们对六四镇压行动的立场的。专家学者们说，中国的现领导层害怕任何的批评都可能动摇共产党的合法性。所以，一系列要求平反六四的公开信和请愿书都如同石沉大海。丁子霖表示对中国新一代领导层比老一代更具伶悯心并不寄多大希望。
丁子霖说：“从去年16大到今年中国两会后新产生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共体制下的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这段时间的表现以及国际社会的一些表现，我对他们近期内能够解决、改变对六四的态度并不抱幻想，但是我不会放弃我们的努力。我们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我们还会继续努力。但是这里仍然要通过你们向美国的朋友、欧洲的、意大利的、英国还有加拿大，还有澳大利亚这些地方的朋友表示感谢。”
民主活动人士最近要求中国的最高检察院对1989年领导中国政府的前中国总理李鹏进行调查。李鹏是和89年血腥镇压活动关系最密切的政府官员，最近刚刚退出了全国人大委员长的职位。有关中国政策的专家们说， 对李鹏的指控是不太可能被认真看待或采取任何法律行动的。另一方面，丁子霖则坚持认为，李鹏应该对此负责。
(美国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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