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一）
　　　　
　　　　我想，我度过的生命中，至少前二十五年是快乐的，因为那时我觉得生活那么的美好、幸福，甚至幸运。
　　　　这份快乐当归功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所接受的教育。
　　　　从发蒙开始，给我传道授业解惑的人、以及一切我所能接触到的声音、书藉、影像都在我的不同阶段提醒我：我是幸运的，我是幸福的，我应当相信，而不应当有一丝一毫的怀疑。
　　　　经过十五年洗脑式的提醒，我觉得我不能不快乐，即使偶尔觉得郁闷，自己也会很羞愧，觉得对不起先贤们的苦口婆心，沾染了腐朽的思想作风。
　　　　
　　　　可现在我，越来越开心不起来。
　　　　了解越多、知道越多、思考越多，按说应当就会信念更坚定，快乐更彻底，可事实却与此相反：以前很多觉得理所当然的事，现在却越来越觉得奇怪了。
　　　　我想我只能将我觉得奇怪的事情一一列举出来，而不能展开细说，因为家中还有人等着我能安全的提着碎米回家开饭。所以看得懂的朋友心领神会即可，不用说太多；而我要恭贺看不懂的朋友，因为你是幸福的－－关在铁屋之中而不可能出去的人，我想还是不要醒来为好，我就是最好的反面教材：半梦半醒，郁闷无比。
　　　　
　　　　现状一：伟光正。
　　　　这个在广州街头都随处可见，其它城市如北京想来就不必多说了吧。这个我以前从没去细想过，只是觉得理所当然。
　　　　不过我听说：政府是公民的守夜人，一切权力机器都是恶的，都是要被监督的，绝对的权利导致绝对的腐败。
　　　　不过这个话题还是不要多说为宜。
　　　　
　　　　现状二：牺牲精神。
　　　　从小我就知道教师是崇高的，医生是白衣天使，警察叔叔是我们的守护神。
　　　　其实细细想来，这其实都只是一种职业，一种谋生的手段（刚毕业时我当过三年中学语文教师，对其双重人格有较多的切身体会），钱照收，舞照跳，马照跑，无所谓谁比谁高尚，也无所谓谁比谁更有牺牲精神。
　　　　这个话题相对不是很危险，所以忍不住说多两句。
　　　　曾在央视看过一个工商干部的采访，大概也是央视想多造一个神出来，可那工商说着说着就露馅了：“当我们的工商干部冒着生命危险去执行任务，他们的那种牺牲精神……”。
　　　　“冒着生命危险执行任务”，听着感人，细想想就有点问题，因为工商和税务这二位狼兄狼弟每天所面对的，只是一群没有攻击能力的商人，或是街道档口，这些人一般都是报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民不与官斗”“蚀财挡灾”的心态，如果不是真被逼急了，他们是最好欺负的一群人。如果工商税务们在执行公务时真要“冒生命危险”，这个背后的原因，可就真值得回味了。
　　　　说到冒着生命危险，就不能不提城管。
　　　　报载：在广州珠光路，数百名群众“暴力抗法”，把城管人员包围在车中不放。
　　　　起因：是数名城管人员将一对卖菜的夫妻打倒在地，并用对讲机“痛殴其头部”，以致其夫“血流满面，动弹不得”，一个买菜的本地老太太实在看不过去了，说了他们几句，也被打倒在地。于是在没有任何人组织的情况下，周边的人们开始“暴力抗法”。
　　　　结果：巡警到场，城管施施然开车离去，此事在媒体再无后文。
　　　　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我们身边发生，有兴趣的朋友可在天涯查到表现他们更多英勇伟绩的图文。
　　　　至于警察叔叔，我想还是不要多说了吧，有网管看着呢，有兴趣者可以去搜索相关关键字。
　　　　
　　　　现状三：祖国与暂住。
　　　　从小，我就热爱我的祖国，并以之为骄傲，虽然这种热爱很盲从，但是很纯真。
　　　　十几年的教育让我形成了一种习惯性思维：祖国=执政政府=党。由此反向推理就是：如果你不热爱党，你就不热爱祖国，你就是汉奸。
　　　　对此我一直坚信不疑，甚至想都没去想过这几者中间的区别。
　　　　现在，我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我的感觉：爱恨交织。
　　　　举一些让人反感的例子：
　　　　一个十七岁的美国小泼皮，在新加坡被判执行鞭刑，美国总统亲自求情；回国后受到英雄式的接待，还著书小赚了一笔（这一点很有点山姆式的无厘头）。
　　　　一个并不是很知名的英国作家，因为著书〈撒旦诗篇〉而得罪了伊朗前精神领袖霍梅尼，在他的号召下，作家被整个阿拉伯世界追杀，英国除了专门派人二十四小时保护他以外，还与伊朗暴发一场不大不小的外交冲突。
　　　　科威特战争爆发，许多国家第一时间通过政府的斡旋，派专门到科威特撤侨。
　　　　日本渔民被他们大佬的潜水艇“顶”沉了以后，举国声讨，大佬也只能低声下气的赔偿损失。
　　　　…………
　　　　如果我是这些国家的公民，我会真正的很骄傲，因为我不论走到哪里，我的背后，都有一个祖国做为我的骨格，她支撑着我的信念，她关注着我这个草民的利益与安全。
　　　　与此可以对比的事情很多：南海渔民、印尼华人（特别是妇女）、科威特撒侨……国际影响的尚且如此，更别说关在窝里时的草菅人命了。从能看到的史料和事件中，我找不出一件可以证明我们对于生命的尊重，对于公民的维护。（搜救王伟？您别逗了）。
　　　　这也罢了，我知道我是草民，不值得地大人多的祖国的珍惜，可是，再怎么着，我好歹还是中国人，你不要让我在自己的祖国还是暂住啊！
　　　　其实以前也没觉得这个有多大不妥，毕业是外地人嘛，本地人收点买路钱，可以理解，所以很配合，且觉得上门查证的工作人员都很威严，且工作效率非常地高，一手给钱，一手给村委会印制的消费票据（收据？？瞧瞧，您又在逗我了）所以我在一定程度上是很拥护这样的交易方式的。
　　　　可我总怕有一天我也会和孙志刚一样，莫名其妙的就被人间蒸发了，那等着我买米下锅的老婆孩子可怎么办。而且我现在好歹也是有太太的人了，我怕我和太太正在亲热的时候，房门会被突然踢开，然后发现宝物一样宣判我们在进行不道德交易（南海一打工妹和男友同居，派出所破门面入，打工妹心脏病发而死－－好象是2001年的事）
　　　　报载：孙志刚案已于前日开庭申判，只有数家指定的媒体人员旁听，所有人员不得记录、录间、录相，所以媒体刊发的报道由有关单位统一提供。
　　　　“媒体报道由有关单位统一提供”？
　　　　唔，明白了。
　　　　
　　　　现状四：无冕之王的公信力
　　　　
　　　　现状五：“希望工程”与“希望之光”
　　　　我是经过“九年义务教育”的学生。
　　　　我大学时入学的学费是三百多元；我太太比我晚，大学录取通知单上的费用是五千五左右，实交八千多。
　　　　细想这个“义务教育”，有种哭笑不得的感觉。
　　　　自发组织的民间组织“希望之光”是对带有官方色彩的“希望工程”的最大讽刺，“希望工程”是对“义务教育”的最大讽刺，“义务教育”是对“教育产业化”的最大讽刺，“教育产业化”是对“再苦不能苦孩子”的最大讽刺，讽刺来讽刺去，数不清的孩子还是失学了。
　　　　谨此对“希望之光”的“镜与灯”们致以最高的敬意，并表达希望加入他们行列的意愿。
　　　　
　　　　现状六：小康，小康
　　　　从所有媒体所要传达的信息来看，我们肯定是进入小康了。
　　　　我很惭愧我落伍了，为了一个首期而费尽心力，最后还要为一个小房间打几十年的工。
　　　　可让我奇怪的是：我们公司的工厂里，还有数百名月收入只有几百元的工人；而我们工厂所在的工业区，有数万名月收入相仿的工人；而工业区所在的广东省珠三角，有数千万这样的来自农村的工人，拿着相差不多的薪水，挣扎在流水线上（不要怪我夸大数据，没有进过珠三角的外资工厂的朋友，去实地看看以后再来说话吧，仅东莞一地，外来工即达六百多万，其中进入工厂的占大多数）。
　　　　每年沿国道回家，都会有一种萧索得近于痛彻心肺的感觉：这就是我的家乡？这就是我们的小康？
　　　　不过……不过……我们还是要高呼：全民小康，全民小康！
　　　　
　　　　现状六：严打、从重从快
　　　　这是一个颇令我们良民一度感到很痛快、很安全的词语，因为它的霸气、因为它的杀气，更重要的是因为它的与已无关。
　　　　真的与已无关？事无绝对：在家看碟的夫妻，他们未必不是良民，但只要有人想说他们不是良民（比如说那们破门而入的警察），“说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他们就一定不是良民了。
　　　　由此推想，我们自身也未必安全，虽然我们自认为是良民，而且处处以良民的道德规范来要求自己，可别人却未必这样认为，所以最好就要有个确定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法律。
　　　　虽然在这里最适合套用前面的一个语句－－法律？你别逗了！
　　　　但我还是想以最严肃的语气去表达，因为这关乎我们自己的利益，甚至生死。
　　　　我们以前或许没有细想过：法律是要讲程序的，“从重从快”“公检法联合办案”是对法律的一种践踏，对法制的一种极度讽刺。
　　　　所以，我们在高呼“小康”的同时，还是更多的呼唤一下“法制”吧。
　　　　不过就在最近，报载的这段话可供回味（大意）：孙志刚案，罗干……周文康……省领导都作出了重要“批示”。
　　　　重要批示？一个简单的刑事伤害案，还需要经过中央和公安部的批示，由此可知我们的法律、我们的法制的现状。
　　　　还是忍不住想说：法制？您还是省省吧。

（二）
　　
　　
　　现状七：“专家”的良知
　　我的印象中，能被称为“专家”的人，都是某行业的、或是某一领域的泰斗，都是牛人。
　　记得大学时见过几个牛人，不过他们也确实有牛的本钱：比如有一个给我们讲古代文学的小老头，精瘦干瘪，上课从不点名，甚至从不正视我们，一个在讲台上旁若无人的喃喃自语。可他的课我们就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