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多前曾写过：“建华兄，请出来治港。”、月前还在强销23条的中国政协委员刘乃乃强像绝大部份其他港区人大政协委员一样，转而要求董建华下台。
见到董建华大势已去，刘乃强7月8日在香港《信报》写道：“自动下台是敬酒，两次被投下不信任票下台是罚酒，董建华要喝哪一杯？答案是最明显不过的。如果他连这一点都搞不清楚，我算是再度高估他的政治智商，又或者，我要认真思考‘董建华是反中乱港地下首领’之类的阴谋理论了。”
以上最后一句应算是“怪论”，与早前左派圈子传出香港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是“英国卧底”一类的阴谋理论有异曲同功之妙。从效果而言，董叶两人而非香港民主派才是七·一大游行的最大功臣，没有前者的无能，没有后者的轻蔑，就没有数十万香港中产阶级被迫上街头的动力。
不过，刘文中有一点却不是怪论：“董氏伉俪（退出历史舞台后）不会继续在香港定居，董多半会选择在美做寓民。美国一定会很欢迎这个‘迂回民主派’的，他的生活会过得很好；他写的自传，一定会畅销。”
事情发展到现阶段，港共和亲中势力对董建华的怨愤，无论是否宣之于口，可能比香港市民还要大。
正因为以董建华为首的特区政府是如此突然的土崩瓦解，也造成左派阵营阵脚大乱，代表工联会的郑耀棠和民建联的曾钰成竟对是否解散行政会议公然有不同意见（前者赞成，后者反对）。
不过，左派的分裂除了是因为被董建华所害之外，北京中央对香港题的暧昧态度也起了很大作用。
田北俊上周北京之行，究竟是否掌握港澳办主任廖晖的意思，回港后是否准确传达了中央对23条立法的底线，成为了7月8日香港报章的焦点，有报章说，廖晖看了田北俊的记者会后“青筋暴现”，原因是田北俊漏说：“中央希望23条尽快立法。”（意即在7月9日二读）
问题是，上京面圣的不止是田北俊一人，跟着还有立法会议员李家祥和李国宝，他们也会听错廖晖的说话吗？
即使田北俊真的是有心或无心“错误传达”廖晖的讯息，董建华在7月5日中午公布如期7月9日二读23条后，田北俊为何不与廖晖再作沟通。以田北俊的智慧，他不会不知道在这样重要的问题上站错边的严重后果。
从现在所公布的资料看来，与似乎北京在23条立法时间问题上，有过两把声音，而田北俊和董建华分别听了不同的声音。
董建华和港共落得如此下场，除了咎由自取外，也许和中国政治形势有新的发展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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