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不合时宜的文章，因为由于前一段SARS的肆虐，使得医院和医务工作者成为媒体和社会各界讴歌、赞颂的对象，正处于风头浪尖，正在被塑造成“无私奉献”、“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在这种形势下，我写这一篇文章确实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是“蚍蜉撼树，自不量力”。但我还是要写，因为我相信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有这种感受，而千千万万个和我有同样感受的“蚍蜉”一起齐心协力，必然会撼动杀人不眨眼的“医疗产业化”这棵“大树”。
从小，我对医生这一职业就有一种崇敬感。因为在我看来，医生们用自己的医术，把濒死的病人从死神手中拯救出来，赋予他们第二次生命，是多么的崇高和令人敬佩呀！南丁格尔、柯棣华、白求恩这些闪光的名字，曾经激励着年少的我长大做一名医生。但是由于一些客观因素的限制，我未能如愿以偿。但是我仍然崇敬医生这个职业－－直到两年前由于我父亲得病我开始频繁地与医院打交道为止。
一、遭遇不幸
从2000年下半年起，我们家老爷子就开始持续不断地腹泻和高烧。开始只是把它当拉肚子和感冒等小毛病来治，整整半年，医院去了不少回，药吃了不少盒，但就是始终不见好。直到2001年3月，老爷子在做抽血检查时，一位细心的大夫看到高得吓人的血沉指标时说出了自己的怀疑：“你该不会是得了血液病吧？”在这位大夫的建议下，我们来到了××科技大学××医学院附属临床医院（为了免去类似2000年我的《出差见闻》所招徕的麻烦，还是省去真实名字吧）进行全面血液检查。
果然，检查后很快查明老爷子的病，是一种罕见而凶险的恶性肿瘤－－多发性骨髓瘤。刚刚得到这个消息，我和母亲真无法相信，为什么偏偏是他会得上这种从没听说过的、发病率只有十万分之一的绝症，因此我们带着父亲到好几个大医院做检查。可是，所有的检查结果都无一例外地、冷冰冰地显示：这是真的。拿最后一份确诊报告的时候，那个白衣天使漫不经心地告诉我：别治啦，回家准备后事吧。我问难道没有一丝希望了吗？白衣天使笑了笑，说：化疗，可以拖几个月，好的拖几年，不过嘛……那可是要用钱堆起来的。
母亲忍住悲伤跟我商量，既然这样，是不是就不治了？老的治不好，别把小的也拖垮呀，你爸知道了也不会同意的。我当即表示，就是卖房借款，倾家荡产也要治，找最好的医院、找最好的大夫治，国内治不了国外治，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也要争取。除了我，还有姐姐，相信姐姐也会这样想的。
二、三等公民
就这样，老爷子住进了××科技大学××医学院附属临床医院血液内科。之所以选择这家医院，就是因为它名气大，特别在血液病方面很有研究。办住院那天，给老爷子会诊的教授看他衣着整齐、又戴副眼镜，于是问他：你是高干吗？是高干就住高干楼。老爷子回答：不是。接着那教授又问：你是厂长经理吗？是厂长经理就住保健楼。老爷子回答说：我是普通老百姓，不是高干不是大款。那教授说，那你就进住院部吧，不过没有病床，只能住加床（就是在走廊里临时搭起的床铺）。
让坎坷了一辈子的老爷子住在过道里，我无论如何不能接受。“高干病房”我以前去过－－不是自己住，是探望一个生病的领导－－里面虽然条件舒适、设备齐全、护理周到，但决非咱一般老百姓能住进去的。于是我想让老爷子住到“保健楼”里，让老爷子有一个好的治疗条件。于是我到“保健楼”调查了一下。这个“保健楼”是一栋高层建筑，装修得象星级宾馆一样豪华，病房分单间和标准间。单间我就不敢去看了，只看了一下标准间，发现里面设施也的确像宾馆一样，只是价格不菲：光房费一天就80元钱，单间更高达150元。看来，即使对于我这个在这座城市中的中上收入的人来说，也是一笔沉重的负担，更别提一般收入者了，难怪那教授要问我们是不是“厂长经理”了。但是我还是决心让老爷子住进去，然而这个建议一经提出，立即遭到了老爷子的坚决反对：我不是大款，你也不是，如果你要我住那里，我就回家不治了；在普通病房有床位之前，我睡几天过道也无所谓。
好在住了两天的加床之后老爷子有了正式的床位。这是一个只有30平米的房间，长6米、宽5米，里面放了8张病床。由于房间小、床位多，里面拥挤不堪。试想，8张病床，每张宽约90公分，长约1.9米，床与床之间仅有0.6米的空挡，中间只有宽1米左右的过道，在这么狭小的空间里却要挤上至少16个人（8个病人和每床至少一个陪护人员）。由于血液内科住的都是白血病、骨髓瘤和红斑狼疮等重症病人，很多病人生活不能自理，排便、进餐都在病床上，拥挤的房间里总是弥漫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恶臭。在这样的房间里待久了，真是没病也他妈的要治出病来。
不幸吗？不，我们已经够幸运了。因为我们毕竟还有张病床来治病，毕竟还有一定的收入来支付高昂的医疗费用。真正不幸的是，那些明知道病魔一步步夺走亲人的生命却无力救治的人，那些眼睁睁地等待死亡来临而无可奈何的人们。和他们相比，我们已经幸运得不能再幸运了。在陪护老爷子的日子里，我发现一个奇怪现象：经常有人坐在住院部楼梯上哭泣，有时甚至是全家抱头痛哭。开始我以为是得知亲属得了不治之症的人因为悲伤而哭，自己也面临同样处境，因此就顾不得他们啦。可是后来有一天老爷子告诉我，那天他看到有母女俩抱头痛哭，就去安慰她们几句，结果发现她们是因为女儿得了白血病，来住院部一打听那天文数字的治疗费让她们根本无法负担，因此才伤心哭泣。那天老爷子一晚上心情都不好，紧锁着眉头，饭也没吃几口。“解放五十年了！穷人还是看不起病！”父亲痛苦地说，“这是什么世道？有权有钱的人乌龟王八吃腻了就吃金子，可穷人得了病只有等死！”接着，他回忆起七十年代他的一名工友因为铁屑插进手掌中化脓引起败血症，局医院没法治立刻就送到铁路总医院，还派了三个人轮流招呼。“要是现在，他只有等死了！”父亲感叹道，“他治不起！”
可是，就在同一所医院里，别墅式的高干楼掩映在绿树红花中，显得那么高贵；装修豪华的保健楼还似乎散发着一种油漆未干的味道，就象个暴发户那样显得那么富态而俗气；可是，这两个地方人总是那么少，而与它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低矮破旧的、灰黢黢普通病房里的人始终川流不息。此情此景，真让你深刻体会到什么叫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老爷子触景生情地说，这才叫“三个代表”呢－－高干病房代表先进文化方向，大款病房代表先进生产力，而散发着恶臭的普通病房，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那些看不起病的普通农民、下岗工人呢？谁代表他们？
滑稽的是，当我走出医院的大门，居然还看到医院大门上刻着几个红底镏金的大字：“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我真感觉到是一种绝妙的讽刺。那天回家以后，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辗转反侧、夜不能寐。后来我披衣来到书房，难忍心中悲愤，针对残酷的现实创作了一则民谣《四等公民》：
一等公民是公仆，高干病房真舒服；
病房要分里外间，环境幽雅似别墅；
半是疗养半治病，十万百万国家出；
看完电视打电话，还说条件太艰苦。
二等公民大老板，高级病房赛宾馆；
家具电器皆具备，护士小姐送温暖；
要说存在啥遗憾，只是自己得买单；
虽说要价太离谱，投入产出还划算。
三等公民老百姓，挤张病床来保命；
八人一室虽拥挤，不睡过道还庆幸；
医生护士冷冰冰，差一分钱把药停；
不管治好治不好，一生积蓄要用净。
四等公民是穷人，有病无钱莫进门；
救死扶伤啥玩意，是死是活无人问；
一家老小抱头哭，回家等死何堪忍；
朱门酒酣美人醉，路有冻死病死人！
三、冷血医生
去医院次数多了，才知道这所医院住院部里的医护人员主要有这么几类：主治医生，管制订方案、开药，基本上是固定的，但除了早上查房平时很少能见得到；管床医生，主管临床一些日常事务，基本上由下级医院的进修医生担任，流动性很大，每次去都换新人；护士，进行日常护理，如注射、量血压、测体温等等。此外，还有一波波的实习学生。
负责老爷子所在这个病房的主治医生姓臧，据说是个什么出国渡过金的医学博士，大约三十六七岁就混到了教授职称。此人一副衣冠楚楚的样子，一看就知道保养的很好。刚住院，因为他是主治医生，我们觉得老爷子的性命全指望他了，因而对他实在是抱着感激涕零的心情，好话说了一箩筐，把他想象成一位“白医天使”。然而很快我们就发现，我们大错特错了。
因为这是一所医科大学附属临床医院，因此这里的实习学生特多。臧教授经常在查房时领着一大群学生来病房实习。老爷子住院的第二天，臧教授就领着一帮唧唧喳喳的学生来了。令我无比惊讶和气愤的是，他居然当着病人的面陈述病人的病情，旁若无人地介绍病人病情发展会怎样，甚至预测病人还有多长时间可活。我现在还记得他在介绍到我老爷子的时候说的话，大致是这样的：
这位病人得的是多发性骨髓瘤，是由于浆细胞增生引起的。得了这种病，浆细胞会腐蚀人的内脏和骨骼，随着病情的发展，会出现心、肺、肾脏等器官的坏死和衰竭，骨骼会形成蜂窝状空洞，导致多处骨折，引起病人的巨大痛苦。一般而言，得了这种病存活期是一至五年……
当这位“白医天使”兴致勃勃地向他的学生说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话时，我就坐在旁边，老爷子也清醒着，尴尬地微笑着，只有当儿子的才看得出来老爷子笑得多勉强。虽然以前我和母亲都知道得了这个病会是什么后果，但是为了老爷子的情绪，我们一直没敢告诉他，只是跟他说化疗可以维持至少五年，最长的十几年。老爷子听我们这么一说，觉得自己已经六十六岁了，再活五年十年七十多岁已经够了，所以一直没啥心理负担。但当这位冷血的大夫如此讲解以后，老爷子心里会是什么滋味？亏得老爷子一辈子大风大浪见得多了，心理还承受得住，那些心理承受能力脆弱的病人，听到这种他妈的丝毫不讲职业道德、不顾病人感受的话以后，会怎么样？！
我曾经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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