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文拍的《鬼子来了》是一部极具特色的抗日战争题材的作品。他的特色就是跳出既有的思维和价值观，探索人的本性。所谓人，就是超越国籍，超越身份的一种彻底的人性回归。这是一部悲剧色彩很浓厚的作品，让人感到压抑，有一种说不出道不明的痛苦：这个悲剧的根源到底在哪儿呢？
我觉得，悲剧的根源在于“我”。这是电影里对八路军游击队的代称，因此我想说的是，整个悲剧都是游击队惹的祸。我这么说肯定有人不同意－－明明是日本鬼子先侵略了我们，游击队是抗击侵略者的，怎么能说游击队惹祸呢？我说，如果把背景扩大到这里的话，这个话题就没有讨论的必要了。日本人的侵略是应该批判的，这一点没有争议。抗日是对的，问题在于，要抗日是否一定要让无辜的老百姓承担无端的苦难？
抗日战争期间，正面战场上是国民政府的部队在跟侵略者英勇战斗，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游击队，正悄悄地躲在敌后休养生息。如果对历史的真相感兴趣的话，就可以知道毛泽东当年对来访的日本政要所说的“我们应该感谢皇军”乃是肺腑之言。正是因为有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才会出现游击队诸多不负责任的举动，我们于是就看到，最后承担无端苦难的，却是老实巴交的老百姓。我认为，这部作品为我们揭示的就是这样一个主题。
冀东一带，是公认的抗日战争中受害最深的地区，而故事的背景，就建立在这块饱受蹂躏的土地上，让人感叹不已。驻扎在乡间的日本军队，军容严整，而且对当地老百姓很友好，这一点足以让姜文戴上一顶巨大的“汉奸”的大帽子，然而我却相信这样的表现是真实的。乡民的悲剧，恰恰开始于半夜三更“我”送来的那两个麻袋。“我”自始至终没有露面，然而我们却能感到“我”的存在，这个存在令人气愤甚至厌恶。我们从头到尾都要问，“我”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把两个战利品送到村民的手里？最后我们的到的答案只能是：正是由于“我”的莫名其妙和缺少责任感，才把无辜的村民推向了深渊。送来“战利品”引发了不幸的事件，而随着事态的发展，“我”理应出面帮助村民摆脱困境，来证明他们的勇敢和坚定，但是他们逃匿了。他们可能就藏匿在村庄的附近，但是他们却听凭手无寸铁的村民陷入侵略者的屠杀。“我”有许多机会出面搭救，然而他们并未出现。
最近我看了一些对于当年“地雷战”的回忆，很受启发。原来我心目中的“地雷战”，都是八路军游击队的英雄故事，看了这些回忆，才知道所谓的“地雷战”也是让老百姓当炮灰的勾当。当年的“地雷战”，埋地雷的主要都是村里的乡亲，其中又以村里的“积极分子”或“村干部”为主。这些当年的干部们回忆起埋地雷的经历，几乎都怀着深深的愧疚。道理很简单，地雷主要是埋在村子周围的道路中，但是鬼子十天半个月也不来一次，埋了那些地雷，炸谁？道路上每天来来往往的都是自己的乡亲，所以挨炸的多数是他们。而这些埋地雷的干部们为了不炸自己的乡亲，只好等到半夜，确信路上不再有人经过，才出动埋雷，而不到天亮又要爬起来去把地雷挖出来，否则又要炸到自己人。就这样还是免不了炸自己人，因为那些地雷多数是从苏联等国家进口的，干部们不懂，稍不留神就弄炸了，或者是挖雷不及时，把早起的乡亲或者牲畜炸了。总之，所谓的地雷战，对于老实巴交的乡亲们来说，也是一种祸害。
游击队的战术，就是毛泽东们所推崇的那一套“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追，敌疲我打”的战术，仔细想一想，遭殃的还是老百姓。明明敌人来了，游击队跑了，敌人杀谁？杀老百姓；游击队骚扰了敌人甚至杀了鬼子，又跑了，鬼子找谁报复？还是找老百姓。就像电影里表现得那样，即使老百姓不招惹任何人，命运决定了他们总是受害者。游击队战术，曾经在毛泽东时代以“输出革命”的方式传播到所谓“第三世界”的国家，古巴的格瓦拉，南美的游击队活动；东南亚的波尔布特，都曾经是毛泽东主义的徒子徒孙。6年前在秘鲁首都的日本大使馆发生的人质事件，据说那些极端分子也是毛主义的追随者。不过历史已经证明，这种形式的革命，最终是要被抛弃的。中国的天下，最后落到土八路的手里，从那以后这个国家变成了什么样子，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世界各地的土八路如果得到了政权，国家会是什么样子，也可以想象。拿上边的例子来说，如果劫持大使馆人质的那些游击队得逞，他们会给人民带来幸福吗？有时候我想，或许不要土八路们抗日反而是一件好事情，至少老百姓用不着受了侵略者的罪，还要受土八路的罪。
这部作品，好就好在跳出原有的意识形态的框子，敢于直面真正的人性。在表现乡民的纯朴木讷和无奈的悲剧命运的同时，也反映了日本军人的军纪信用和残忍无情。艺术的魅力来自于艺术的创造者和欣赏着之间的共鸣，而这种共鸣很大程度上又要依赖艺术家的基于人类共性的卓越的见识。姜文的这个作品是包含了真知灼见的。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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