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8月10日，两个来自江西省的年轻“线人”邱新荣和李永平在广东普宁被活活打死，引起人们对这个特殊人群生存状态的关注。有人士认为，国家或相关部门悬赏举报打假就是对“线人”行为的鼓励，既然鼓励，就不能让“线人”自己独担风险。
■深入烟草制假重灾区两“线人”被追打致死
李秀明是邱新荣和李永平的“同事”－－－三人都是烟草打假的专业“线人”。李秀明在电话里告诉记者，8月10日下午，他们三人前往普宁市军埠镇大长垅村打假，邱新荣、李永平向一制假点靠近，李秀明负责接应。17点20分，邱在电话里告诉李：“我们看到那个制假窝点了。”只过了5分钟，邱新荣拨通李秀明的手机：“天啊！有人打我……”电话便断了线。
李秀明马上发动摩托车往大长垅村赶去，路上看到一辆六轮货车装满了假烟丝停在假烟厂旁边。“一伙人骑着摩托车向我追来，我来不及多想，掉转车头往镇政府方向逃命”。因为追他的一辆摩托车撞倒了一位骑车妇女，五六辆车停止了追赶，李秀明躲过一劫，马上向派出所报案。
“天快黑了，我带着公安人员回到事发地点，在离假烟工厂150米左右的路边的野草地里，看到了邱新荣和李永平，”李秀明说，“邱新荣浑身是血，早就没有气了，李永平还有点出气，嘴里不停地吐血泡，发不出声……”
■造假窝点被警方起获一台卷烟机日赚3万元
8月18日下午，记者来到军埠镇，找到了离两具尸体发现处150米左右的那个窝棚。用力拉开被铁丝缠住的木门，里面飘出一股浓重的烟草味，李秀明告诉记者，这就是他们“踩点”的假烟厂。记者在窝棚里发现，到处是堆得像小山似的烟丝，还有尚未搬走的马达、烤烟机用的鼓风机……
据当地政府官员介绍，案发后，当场扣押了装了假烟丝的货车三辆，缴获了窝棚里的烤烟、切烟设备；包括货车司机在内的数名犯罪嫌疑人已经归案，老板尚未归案。联合工作组已进驻大长垅村。
据普宁市烟草专卖局局长陈健华介绍，1999年和2000年，普宁市每年都要打击收缴100余台非法卷烟机，去年有所下降，打了20台。在2002年普宁市打击制假的公判大会上，22人被判有期徒刑，制假者最高被罚了40多万元，
一位在假烟厂干过活的打工者说，一台非法卷烟机满负荷工作，一天可以卷2500公斤烟丝，一条卷烟生产线每分钟可以出3000支烟。除去设备成本、工人工资和“保密费用”，有人初步估算，一台非法卷烟机每天产生的利润是2万元至3万元。
■专职稽查打假力量有限举报费吸引专职“线人”
普宁市烟草专卖局局长陈健华说，普宁市烟草专卖局的稽查干部已从最初的八九个人增加到三四十人，但仍常为打假疲于奔命，专业打假“线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这些“线人”靠摸清制假工厂的具体地点，然后举报而获得报酬。据了解，光是江西省宁都县洛口、对坊两个乡镇在粤东地区当“线人”的就有近百人。
据了解，过去，“线人”举报后，成功打掉一台非法卷烟机的举报费是3.4万元，从今年8月1日起，打一台卷烟机的举报费降到了2.2万元，但这个报酬无疑还是非常诱人的。在汕头市潮南区和平镇的一片大型出租屋群里，记者见到了特殊的“线人”部落。“运气好，一个月打几台，运气不好，半年打不到一台。”邱新荣的姐夫对记者说。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尽管存在巨大风险，但巨额举报费还是让“线人”觉得“比进厂强了许多”。虽然“最专业的设备就是一个望远镜”，但他们的“打的”费、住宿费、电话费等开支也并不低。遭到怀疑时无缘无故被当做“小偷”打一顿，对“线人”来说更是常事。
据了解，邱新荣和李永平“为何被打死尚无法定性”，而受二人之死的影响，已经有一些“线人”准备不干了。
■鼓励举报是否等于鼓励“线人”“线人”安全该由谁保障
“他们不是政府雇用人员，也不是公务员，他们的行为只是政府职责的有效补充。”北京中济律师事务所律师曾绍金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曾绍金认为，在市场经济社会，“线人”的出现是必然现象，并且以后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专业或非专业的“线人”。“线人”为报酬而来，又没有和谁签订劳动协议，其行为该如何定性？曾绍金说，“线人”的工作是一种典型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社会”的行为，既然国家或相关部门在媒体上公布打假电话并出巨额报酬，就是鼓励“线人”的行为，既然鼓励，就不能要个人来承担风险。对于“线人”的权益，他说，主要是政府部门重视这个群体的存在，制定相应的规章。在“线人”的定性上，“应更多地靠近见义勇为的处理方式”。
广州市律协刑事专业委员会主任钟闻东认为，不管“线人”的动机如何，达到的客观效果是打击犯罪、弘扬正义，为国家挽回损失。据他了解，公安部门在缉毒或侦查重大案件的时候使用的“线人”基本上是领了固定工资或“线索费”的，受到的保护也相对稳妥。但对没有固定工资的“群众线人”的保护却不到位，联系人不确定，也无合同协议，一旦出事，很可能形成索赔无门、投诉无门的局面。
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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