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了解，已读过这份手稿的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田纪云及元老万里（前全国人大委员长）、前政治局委员、统战部长阎明复、前赵紫阳幕僚杜润生（前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导正（前中共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等。万里在读过这份访谈笔录之后，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有助于消除赵紫阳与一些与“六四事件”及胡耀邦问题上相关人士（包括万里本人在内）之间的误解。 以下是这份文稿的部分摘要：
关于“六四” 据赵紫阳在访谈中表示，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四日他在出访北朝鲜的当天，国务院总理李鹏到北京火车站为他送行。在北京火车站，李鹏曾经再一次向他询问有关对待学运的政策问题。当时，赵紫阳对李鹏说：“学运不比工运，没有太具体的目标，因此搞不长。我们对此不必太紧张，拖一拖也就过去了。”李鹏当时表示赞同这一立场。
赵紫阳离开北京之后，中共北京市委和国家教委负责人找李鹏汇报学潮，指学运系一场“境内外敌对势力勾结的阶级斗争”。李鹏吃不准，于是立即又带着这批人去找邓小平。邓小平听取汇报后，马上断言指学运“是一场有组织、有计画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动乱”，并且发表了“四二五讲话”。
在平壤的赵紫阳接到中南海紧急电报后立即赶回北京，并且在政治局会议上明确表示反对实行军管戒严，批评“人民日报”根据邓小平指示所发的“四二六”社论对学生运动的定性有错误。与此同时，赵紫阳还提出与学生进行对话的方案，要求“退一步”，并承诺对话的局面一旦失控，责任可由其本人出来承担。但是邓小平态度强硬，拒不接受。 赵紫阳在访谈中坚持认为，邓小平在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将学潮定性为“动乱”的讲话，乃是整个“六四事件”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事实上，邓小平的子女事后也曾打电话给赵紫阳，希望赵在五月四日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会议的讲话中，能够突出“邓小平关心青年成长”的一面。 赵紫阳的访谈中还透露，五月十七日，中共高层在邓小平家里开会，讨论实行军管事宜。在此之前，除邓小平之外，只有李鹏、姚依林坚持军管，杨尚昆、乔石和胡启立则持反对意见。而在“五一七”会议上，杨尚昆、乔石都临时改变了立场。胡启立当时虽然表示不反对戒严，但是仍提出“是否还有比军管更好的方法”。这就是胡启立在“六四”事件中所犯的“错误”。
至于“六四”下令军队向学生开枪的责任，赵紫阳认为外界的大部份猜测都不太准确。他指出：“除了邓小平，（中南海）没有人能下这个（开枪）的决心”。 赵紫阳指出：“军阀政府，甚至蒋介石在‘一二九’”学生运动时都不敢下令向学生开枪，（“六四”）出动了几十万军队，调动了几个军区，没有这个必要”。
赵紫阳在访谈中还特意就被指为“向戈尔巴乔夫披露邓小平乃中共总舵主，有意暴露党内矛盾”的说法做出澄清。他说：“戈尔巴乔夫（按：即戈尔巴乔夫）到京之前，我曾在向邓小平做的有关汇报中提出‘希望你与戈尔巴乔夫见面’的请求。当时邓小平回答说：‘我一定会见他，还要当面跟他说，我们见面了，就是中苏最高会面，代表中苏关系新里程的开始’，邓小平还一再强调‘这句话我一定要告诉他’。
但是他们会面时，邓小平不知为甚么却未向戈尔巴乔夫提到此话。之后，我还对鲍彤说，小平同志可能真是老了，记性不行了。于是，五月十六日我在与戈尔巴乔夫会见的过程中，特意告诉他‘我们在十三届一中全会有正式的决定，就是说我们在最重大问题上，还要邓小平掌舵’。这一番话，本意是替邓小平把他忘记讲的话转告戈尔巴乔夫，目的是让对方（戈尔巴乔夫）回国后对此行能有个交代，至于外界如何理解，造成甚么误解，我就没有办法控制了”。
赵紫阳在访谈中还表白道：“在‘六四’之后召开的四中全会我坚持不做检讨，只是说明自己的态度，是因为在毛泽东的时代，我几乎年年都要做检讨，当时是真的认为自错了。但是这一次不认为自己做错，所以不能检讨，这决不是分裂党。现在想起来，当时那样做，大概是思想解放运动的成果罢”。
关于胡耀邦倒台 一九九五底年，吴江（注：胡耀邦时代的中共理论权威，曾任中央党校第一副教育长、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所著“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处的日子”在香港出版。由于吴江在书中认为赵紫阳在一九八七年胡耀邦倒台事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并暗指赵紫阳“落井下石”，曾经一度引起有关人士的关注。
在访谈中，赵紫阳对此事忿忿不平，他说：“有一本书，吴江写的‘十年的路’，我是很不高兴的。一九八四年五月，我的确给邓小平写过一封信，这封信的内容，就是关于健全党的组织生活和完善中央领导制度。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也提到过这封信。他说‘赵紫阳也给我写了信，提到趁我们老一辈健在’，但是具体内容却没有讲，因此造成了一些误会。既然邓小平没有读过这封信，吴江怎么会知道这封信就是反对胡耀邦？事实的真相吴江是知道的”。 （注：吴江在书中写道：“赵紫阳又亲自向邓小平、陈云写信，责怪胡耀邦对国务院工作干涉过多，不好合作，希望趁现在两老还健在，及时解决这个问题。这当然是一件极其严重的、非同寻常的事。”）
赵紫阳进一步指出：“胡耀邦的去留，根本就不在我这一层所能决定的事。（注：当时赵紫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国务院总理）我与胡耀邦的确在工作上有矛盾，由于这种工作上的矛盾，我在胡耀邦下台的问题上也没有帮他说话。（注：有关胡赵在工作上的矛盾，系指胡耀邦在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任上常常插手赵紫阳主管的国务院的工作，导致当时的国务院系统内对其颇有微辞。）尽管当时我可以表达一下我个人的意见，但是没有说过落井下石的话，也没有做过落井下石的事”。
赵紫阳认为：“即使没有发生一九八七年的学潮，胡耀邦也会下台。其实，在一九八六年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之前，我就感觉到胡耀邦的前景不妙，可能要倒。因为当时邓小平曾就反自由化的问题，前后三次托人给胡耀邦带话，最后一次是由我转达，连打了三次招呼，希望他（胡耀邦）做为总书记，对这个问题要有所重视。按照党内的惯例，在这种情况下胡耀邦应当主动去见邓小平。但是胡耀邦没有理睬。当时连李瑞环都打电话给万里，说自由化搞得太严重，应当加强手腕。最后，是‘七人小组’?以邓小平为首，其中邓小平有拍板权，陈云有否决权，并听取李先念的意见?做出决定要胡耀邦下台”。 赵紫阳表示：胡耀邦下台前后，我注意到邓力群起劲地批胡，为了不让左派（邓力群）上台，才没有推辞地接过总书记职务。我认为能够抵挡左派的只有自己。当了总书记之后，就做了胡耀邦未做的事。
据赵紫阳回忆，他上任不久，就对邓小平汇报说“反自由化最后就是反改革开放，反到你的头上”。邓小平听后默默不语，赵的心里于是就有了底，随即发动反左运动，把 力群打了下去，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也在一九八七年寿终正寝。（注：一九八七年一月二十八日，赵紫阳主持下达了中央“四号文件”，明确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只限于党内，农村不搞、企业和机关以正面教育为主”）。
赵紫阳在访谈中表示：“当了总书记之后，才发现自己对政治也不太懂，不是一个战略家，干国务院总理还是合适的。（注：三见一九八八年二月二十七日赵紫阳会见“朝日新闻”社社长柳东一郎时所说：“我现在要努力进入（总书记）这个角色。命运已定，在劫难逃。”因此，政治问题主要依赖鲍彤。
（注：前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赵紫阳政治秘书及政治局常委秘书） 赵紫阳说：“当时（注：指一九八七年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做出接受胡耀邦辞去中共总书记职务及提名由赵紫阳代理该职的决定之后）我曾考虑请万里出任国务院总理，但是也有不少人向邓小平和我游说，说李鹏知识面宽，不过也有不少人说他只懂电力不懂经济。说他的知识面宽，不知道宽在何处。在李鹏当总理这件事上，邓大姐（指当时的周恩来遗孀邓颖超，也是李鹏养母）是不是发挥过作用，我并不太知道。在总理人选上，当时比我年轻的只有李鹏和田纪云，我并没有推荐过田纪云，外界的说法不对”。
关于软禁生活和对时局的看法 赵紫阳在访谈中透露，自一九八九年六月被软禁以来的八年中，他和夫人一直与女儿（注：赵雁南，北京长城饭店副总经理）同住，家人前来探望，都要按照有关方面制定的时间表。每周能外出打两次高尔夫球，不过要在指定的地方。八年来，他与负责管的单位一向和平共处，即使是未允出席一九九七年二月二十五日的邓小平追悼大会，也没有引发双方的公开冲突。唯一的一次，是中共元老彭真的追悼大会，当时赵紫阳再次要求出席，并向有关方面写信，称彭真是自己的“老上级”，恳请能够体谅批准。但是，答复仍然是“上面不批准”。这一次赵紫阳怒不可遏，一再追问究竟是谁的意见，并表示要当面理论，最后更喝令负责监管他的组长“滚出去”。
赵紫阳在访谈中提到：“（软禁生活）最大的不便，就是苦于与外界阻隔。而自新华社编的“动态清样”停发后，除了能看“人民日报”之外，外界的信息就几乎甚么都不知道了。白内障手术后，视力不太好，书也只是粗略地看一些，赵蔚写的“赵紫阳传”看过了，是抄报纸的，其它写我的书，大都没有读。这些年每年都能到外地走动，当地的同志还是很热情，但是有人监视汇报，所以也不能与他们谈得太多，了解不到太多的情况。有时透过子女的安排在家里会见朋友，还算方便”。
提到时局，赵紫阳感叹道：“对于国事，已经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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