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中国洪灾真相 (三) 山河疮痍人祸多

●山河疮痍人祸多
一九九一年华东地区发生特大洪水之后，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立即作出结论说，应当归罪于科威特油田的持续燃烧，还有菲律宾的火山暴发导致环球大气及大洋环流异常。而当一九九八年的洪水造成空前灾难之时，水利部同样认为祸首是赤道东太平洋附近的水位水温升高、欧亚高原及青藏高原积雪偏多、亚洲中纬度环流异常，以及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在七月中旬位置偏南偏西。然而华盛顿世界观察研究所指出，华南和华中地区出现豪雨是常有的事，只是由于长江流域近几十年来因砍伐木材、发展农业而丧失百分之八十五的森林，又到处兴建水库，以及沼泽地普遍干涸，从而使洪患由几百年前的平均二十年一次而增加到目前的十年九涝。该研究所的气候专家唐恩也说：“当山坡地寸草不生时，雨水就会冲刷土地或在没有树木阻挡的情况下汇入河流，又因为被土壤吸收或蒸发回空气中的水较少，便导致水患和土石流层出不穷，进而毁坏下游的道路、农田和水产养殖场”。据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国情分析研究室主任胡鞍钢透露，五百多年来长江流域共出现过五十三次大涝，但是近五十年来平均每三年就出现一次大涝，而全国每年平均遭受自然灾害的面积也由五十年代的二千五百万公顷，上升到九十年代的四千九百四十二万公顷，九十年代平均每年因灾减产的粮食高达二千三百万吨，相当于五十年代的六倍。国家林业局也证实，四川、贵州两省九十年代平均每年遭受水灾的面积约二千八百九十七万亩，比八十年代增加了一倍，更是六十年代的九倍。甘肃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斌对于时下甚嚣尘上的“自然灾害论”不以为然，忿然说：“把责任都推给老天爷，这种于国于民极端不负责任的作风，才是造成这几年暴洪灾害的一个重要原因。”长江水患固然与气候有关，但人谋不臧实为祸端。事实上，当森林资源受到严重破坏之后，气候才变得严酷，加剧了雨水降布不均，于是一会儿洪水泛滥，一会儿又形成干旱。一九九八年夏季当江西省北部的九江市被洪水淹没时，南部的赣州地区却有一百多万亩农作物受旱，而在洪患严重的湖南省，南部永州市的受旱耕地则达二百六十七万八千一百亩。长江流域大部分地区处于季风区，夏季受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和大陆热低压的影响，短期内降雨集中，加上长江中下游地区是地势低平的平原和洼地，遇到暴雨时河道流量猛增，很容易形成洪水。但是，这个定期的且具规律性的水患并不是无法防范的，除非是对于灾害的防范尚不及成灾因素的日益加剧。据水利部组织编写的《中国九八大洪水》所称，一九九八年六月至八月长江流域的降雨量为六百七十毫米，比一九五四年同期还少了三十六毫米。国家环保局生态处处长庄国泰也表示，一九九八年长江的洪水流量并非“百年未遇”，以宜昌为例，最大的洪峰流量为每秒五万六千四百立方米，而在水文记录中洪峰流量超过每秒六万立方米的，至少有二十三年。然而由于宜昌以上的长江上游植被破坏，造成大量泥沙涌入江中，抬高了河床，结果使一九九八年洪水的水位连创历史记录，加重了堤岸险情。专家们证实，一九九八年湖北省沙市长江段的洪水流量只相当于长江荆江段二十年一遇的洪水流量，但是其水位却突破了一九五四年那时四十四点六七米的历史记录，而洞庭湖连接长江的城陵矶处的水位，也居然超出一九五四年的水位达六十厘米，原因同样是河床被上游和中游所流失的水土抬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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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总是将大量失去植被而裸露的泥土冲入江河，据知长江每年的泥沙量已接近十亿吨，直追十六亿吨的黄河。同时，长江流域的水土流失面积也由五十年代的三十六万平方公里扩大到目前的五十六万平方公里。水利部副部长朱登铨表示，全国每年至少有五十亿吨沃土付之东流，每年平均新增加水土流失面积近二万平方公里，迄今水土流失的面积已达三百六十七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百分之三十八点二，而每年流失的土壤自然养分则相当于全国化肥生产的总量。国家林业局局长王志宝也透露，全国已有三分之一的水库被泥沙淤塞，等于报废。每年重庆市一带所流失的泥土约有三分之二淤积在河道和水库中，使水库和河道的蓄水容量每年都减少一亿三千万立方米左右，相当于报废一个大型水库，照此趋势迟早会危及三峡工程。据知黄河每年有近四亿吨的泥沙淤积在下游河道内，使河床平均每年抬高十厘米，并且已高出两岸地面三至五米，有的地方甚至高出十米。中国科学院水问题联合研究中心主任刘昌明判断，黄河很可能会在近几年里再度决口改道。此外，长江荆江段的洪水位目前也已高出汉江平原十六米，就是在平时，沙市一带的长江水面高度也与城里的二三层楼相等，令人望而生畏。全国人大环境保护委员会主任曲格平在一次会议上承认，毁林开荒和乱砍滥伐的确对于一九九八年洪患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说：“天然林大幅度减少，降低了水源涵养能力，导致了严重的水土流失。”据科学家们研究发现，一公顷的林地与裸地相比，至少可以多储水三千立方米，而一万亩森林的蓄水能力则相当于一个蓄水量为一百万立方米的水库，因此如果在长江上游植树造林，便可以增加二百至三百亿立方米的蓄水能力，这相当于整个三峡水库的库容量，并且可以减少上游的泥石流。不幸的是，自一九四九年以来，长江流域经历了三次森林大砍伐，一次在“大跃进”期间，一次在“文革”时期，最后一次从七十年代末一直持续到现在，从此金沙江、大渡河、雅砻江沿岸的森林便难觅踪影。据知，近三十年来岷江上游的伐木面积已达五百万亩，失去了相当于一百座百万立方米的水库的蓄水量。国家林业局透露，全国每年有六百六十多万亩以上的林地被开发为非林地，而近几年这种状况更呈上升趋势，森林覆盖率已由五十年代的百分之三十下降到现在的百分之十三点九。为了追求“致富”目标，各地政府往往放任、鼓励民众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式的开采，于是河川上游的森林便成为这种“经济短期行为”的牺牲品。当竭泽而鱼的砍伐过后，一座座光山秃岭经过长时间烈日暴晒，遇到暴雨便出现山泥倾泻，随之形成滚滚洪流。如今云、贵、川、鄂山区几乎年年都发生泥石流冲毁整条整条的山谷平地，酿成林毁人亡的惨剧。然而就在一九九八年洪水咆哮肆虐之际，四川省第一大国有林场----洪雅林场却仍然在疯狂地砍伐天然林，并在山坡上用一根根直径二三十厘米的原木铺起一条长达数公里的路，以便木材商们往返运输林木。当地一个包工头只需花五千元人民币便可买下几百亩林地，然而却要向有关主管人员送礼达数万元。为了让沿江森林工业企业源源不断地从水上将木材漂运出来，四川省二滩水电站还专门投资七亿元，建成一条漂木过机通道。而广西柳州电视台也依旧天天播出木材广告，便于木材商收购各种各样的珍贵木材。虽然《森林法》、《环境保护法》以及《水土保持条例》都禁止在坡度超过二十五度的山地上开垦农田，但是三峡工程却不必循法，公然鼓励移民与山争地，在库区修梯田，继续毁林开荒数十万亩。另据林业部门统计，在禁伐令颁布后的半年时间里，四川省和黑龙江省又分别发生了三十七宗和七千五百零六宗盗伐、滥伐林木的恶性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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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长江是养育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的上游森林茂密，水土流失少；中下游湖泊众多，蓄水能力大；加上河床宽、河漫滩广、自然河堤低，因而拥有很强的自然平衡力。雨季来临时，洪水漫过自然河堤，在平原上形成浅而宽的积水区，并给两岸的农田带来肥沃的土壤，富庶的中下游平原便由此形成。自从人们在河漫滩上筑堤、在湖区围垸，便使河流的这一自然平衡过程中断了。近几十年来政府又不断发起“向湖夺粮”运动，使长江赖以调蓄水量的几大湖泊倍遭蚕食，从而加重了中下游的洪患。据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在一份调查报告中指出，近半个世纪以来长江中下游地区因围垦滩涂而增加的耕地约九千平方公里，但同时却使通江湖泊的面积缩小了六千七百平方公里。五十年代江汉湖群尚有湖泊一千零六十六个，然而目前只剩下一百八十二个。而号称“百湖之城”的武汉三镇如今也是名存实亡，仅余二十七个湖泊。据知鄱阳湖已减少库容四十五亿立方米，相当于损失了一个荆江分洪区，而洞庭湖也在“田园化”之后，失去了相当于两个西湖的面积。记得当初长江水利规划委员会积极推动三峡工程上马的理由之一，便是“洞庭湖已失去蓄洪能力，因此只好把洞庭湖移到三峡去”。经调查发现，全国因围垦湖泊而失去的调蓄库容已高达三百二十五亿立方米，相当于一个半三峡大坝的蓄水能力。为了向荆江夺取更多的土地，政府还将长达二百四十公里的“九曲回肠”河段裁直，流程只及原来的三十分之一，还使河道变窄，造成行洪不畅。古时候的泄洪是以淹没大片荒原和沼泽地实现的，那时河边还有宽阔的河漫滩和湿地，且具备较强的过水和畜水能力，然而现在的河漫滩和湿地却都被政府开发成了村舍、农田和城镇，因此无法再缓冲洪势了。一九五二年水利部曾开辟荆江分洪区，后来又开辟了杜家台、洪湖等分洪区，以便当洪水来临时弃田蓄水。但是自六十年代以来，以邻为壑的湖北和湖南两省政府受各自的利益所驱使，争相在分洪区内投资建设，大量迁入居民，认为唯有如此才能向中央政府讨价还价，以减少在洪汛期间被命令在本省泄洪的可能性，而把洪水赶到它省境内。初建荆江分洪区时，当地曾迁出十七万居民，但现在荆江分洪区内竟有五十万居民，其中三十万就安置在原先规划的分洪淹没区，而且该地区的固定资产总投资已达五十亿元人民币。这种状况最终迫使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总指挥温家宝在一九九八年洪灾期间决定不分洪，而改让下游各省承受更多的防洪压力。然而不料后来枝城市至武汉市之间的长江大堤也突然溃决，结果洪水仍吞没了分洪区内的住宅群。此外，一些地方政府的基本建设工程也往往大肆挤占排洪沟，甚至在河道上建房，严重影响了河流的泄洪。例如江西〔ㄑ粝鼐衬诘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