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到了一种孩子气式的意气之争：国家对“不寐之夜”这一“网路异端”忍无可忍，非除之而后快。国家这样做的理由只有一个：由于合法性恐慌它不能忍受越来越多的人们去注意一个小小民间网站却对官方喉舌不屑一顾，而这小小的民间网站在理性和审美双方面坚持不懈地解构着“伟大光荣正确”这一弥天大谎。事实上这不仅是一种争夺观众的较量，它还表达着一个破落的“地主”对新生力量的嫉妒与重视。采取这种流氓手段还等于对竞争失败的承认：毫无疑问，由于它无法按毛时代的方式强迫网民聚集在“人民网”那里获得“群众”，它就采取不正当的手段背后毁灭民间网站。这种下作的作法也说明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面貌：羞耻感彻底丧失了，国家像一个又老又丑的恶女人，它打算对一切超过和取代自己昔日位置的力量采取任何手段。但是它还打算做得不露声色，仿佛甚么也没干过，各种“发言人”在进行“国家无辜和清白”方面的表演简直是天才的。想想目前正在上海进行的对周正毅案件原告律师的审判吧││国家已经堕落到这种地步了：它公开保卫腐败并打算将这种努力进行到底。
权力高层与警察的双重需要
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盛世”里，强权以最下流的方式在每一条街道上狼奔豕突，同时进行这令人作呕的“现代性”表演。
但我们还不清楚，这次封网的政治疯癫是如何发作的。按既往的经验，往往是在甚么政治化装舞会或政治庆典表演前夕，或者其他甚么“敏感日子”临近的时候，北京才“下乡”进行言论大扫荡。但这次似乎不具备上述条件。所以人们无法对这次言论三光政策作出判断。一种说法是“十六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为此皇上需要百姓保持肃静。但这一理由似乎也不充分。我更愿意相信这样一种分析：网路警察由于部门利益的驱动，必然不定期地或定期地对网路进行整顿和清理。所谓“部门利益”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物质利益，只有在整顿运动中才能证明这个部门设立的“合法性”（为财政支付提供政治理由）。第二是精神利益：只有在整顿运动中，才能显示这一职能是如何的不可缺少，或者这也是“权威人格”表达权力意志的一种手段。如果这一分析成立的话，那么禁锢言论就不仅仅出于最高权力对政治稳定的需要（或者意识形态的需要），也出于网路警察这一部门的自我需要。换句话说，“国家”在既得利益的考虑之下创建了网路警察部门，而同时也创建了一个新需要：这个新的部门出于经济利益或者权力意志更需要或者制造“不稳定状况”。在这种情况下，警察部门和“国家”之间就存在一种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矛盾，当然，这一“矛盾”也许正是极权国家可以利用的人性条件。
问题是，在上述情况下，网路警察的设立对公民来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首先从纳税人的权利这一角度上看，为这种言论禁锢部门支付金钱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目前我们尚不知道中国到底有多少网路警察，但可以想见，国家在这方面从来是慷慨大方的。当然从政治权利方面看，网路警察部门更缺乏合法性。一方面，这一职能部门的设立是不合法的（完全不具备代议制基础），另一方面，它已经成为以侵犯公民言论自由权为唯一目标的专职组织。事实上在违宪方面，网路警察制度比收容审查制度更为明显（我当然不是说后者不应该取消），但遗憾的是，至少到目前为止，关于取消网路警察制度的建议是微乎其微的。
二○○一年我们发动并签署的《网路公民权利宣言》在当时造成了广泛的影响，但是这一运动可反省之处就在于：它没有持续下去并形成一个法律方面的文件。它成功地逼迫北京有关部门对打算出台的两部恶法进行了妥协性的解释，但除此而外，它没有达到其他目的。从那以后发生多起毁灭网路自由的警察行动，连同最近发生的“网路惨案”表明：再一次并持久地捍卫网路自由直至取消网路警察制度是一项长期的人权目标。
没有宗教感的国度告别专政很困难
人们更不应该忘记，作为这一连串网路灾难的受害者，刘荻和杨子立等人仍然在黑暗中遭受苦难。一些幸存的文化网站选择了明哲保身的生存策略，我不愿意对此给予苛刻的批判。然而问题是，某些幸存者或精明人正在努力表达自己的成熟和幸灾乐祸。我们在那里看到政治恐惧掩盖之下的新左咆哮和后现代的无病呻吟，除此之外就是黄色笑话和对自由的攻击。这些幸存者也正由于可资作为“盛世言论自由”的装饰而得以幸存。这不奇怪，小人统治之下的国民是毫无心肝和寡廉鲜耻的。
网路警察制度是江时代（或“稳定时代”）的产物。与此相关的一种机构是“阅评员”制度的建立，它是由一些变态的、退休了的文化左棍组成的，他们由于能够利用最高权力对言论自由的恐惧而得以继续“发挥余热”。这两个新部门都是“后一九八九政治”的产物。不需要更多论证，总有一天，人们将像谈论“东厂”、“克格勃”、“戈培尔”一样来谈论这些名称。不过我们时代的独特耻辱是：当人们已经反复嘲笑“东厂”、“克格勃”、“戈培尔”这些历史名词的时候，我们却还生活在这些名字构成的恐怖之中││它不仅仅是我们的历史研究的物件，它就是我们的生活。
一个旧的时代正渐渐过去。这不是通过祭奠先皇这种政治仪式可以挽留的。当然，由于既得利益和“既得职位”的勾结与合作，告别旧的时代是很艰难的。在这几千年各种实用理性的联合统治之下，这个民族已经没有宗教感了。在这种情况下，告别利益崇拜导致的“力量专政”就更加困难││因为在上述条件下，宗教勇气和宗教理性是唯一的希望。人们也不需要对市场化抱有太多的乐观期待。纳粹的历史表明：政治独裁和私人经济是可以找到战时理由而团结一致的。但尽管如此，我相信上帝的力量：由于普遍存在于心灵中的那种超验力量，此岸世界从来没有甚么万岁之业。
开放杂志十月号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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