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我曾问过一位朋友：“我们的首长相信他们的下属，还是相信外国人？”有人回答说“当然是他们的下属，那是他们信任的共产党干部”。我说：“不！他们是相信外国人的，因为他们知道，外国人不象他们下面的共产党干部那么爱撒谎。我们听共产党的，共产党听外国人的。周恩来挖出个中国有成就的数学家陈景润，就是因为外国人的一句话，即使陈的上级中科院数学所的党委书记激烈反对也没用，因为周的官比他大的多”。
话又说回来，对不少事情的隐瞒似乎确实起到了“安定、稳定”社会的作用：如不少汽车翻车、飞机坠毁、工人罢工、自然灾害的死亡人数、煤矿爆炸及一些党政领导人的责任事故等，只要没外国人在场，一般都不予报导。改革开放以后，情况有所好转，但虚报、谎报、报喜不报忧的虐根性仍未改变。似乎也没出现太严重的后果，不少事情，时过境迁，甚至在知情人心中也已淡忘。
等遇上这个要命的SARS病，中共还想与以前一样如法炮制－隐瞒，可是他们却没想到对恶性传染病的隐瞒，带来的后果就完全不一样了。
据报导SARS病（中国称非典）的首例是去年底在广东河源市发现的（又一说是在番禺），后该地带菌医生到香港发病，同时引起治疗他的医生、护士连续发病，甚至突然死亡，由此引起国际上的重视。因为据香港的医疗机构研究，病源来自大陆，国际卫生组织遂于今年初到中国进行调查SARS发病情况。三月份正好在北京召开人大会，所有关于这个病的情况都作为“机密”材料而严禁外传。4月3日，卫生部长张文康向前来调查的国际卫生组织说：“在北京共13例发病，3名已死亡”。
知情的301医院（解放军总医院）退休医生蒋彦永，凭着他的专业知识，知道传染病这事是隐瞒不得的，否则会带来严重后果，他本着医务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和良心，冒着受“党纪军法“处分的危险，以大无畏的勇气，用E－MAIL方式把他所知的真实情况传送给香港凤凰卫视和中央电视四台，但他们沉默了。不过这消息还是被媒体权威－美国《时代》杂志登载了，继而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这才引起中国高曾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的重视，随之撤了卫生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长孟学农的职，全民总动员防治SARS病，数月后才使病情得以控制。
北京当时的疫情已是很严重，据蒋医生讲，仅309医院就有60多人染病，7人死亡，302医院在4月6日就从武警部队进来6个染病者。这只是蒋医生知道的，实际当时全北京有多少染病者，有多少人死亡，他也不知道，但他知道与向国际卫生组织报告的13人之数相差甚远。据报导在国际调查组织到301医院调查时，院方已将染病病号临时撤离医院，把他们安置在大轿车上在市内转，直到调查组离开医院后，再放他们回去。院方领导也向所有医务人员警告，不能向调查组透露任何情况，否则，一定严肃处理。就这样经过周密的安排把调查组给骗过去了。可是天不从人意，突然杀出一条好汉，一个对人民生命负责的勇士，撕破了这副精心策划的伪装。
蒋知道要拯救千百万生灵，只有通过洋人的口、洋人的报导，才会使我们高曾领导震惊，他成功了。就在蒋公布这些消息前后，江泽民在中央又重唱“为国际反华势力所利用”的老调，说：“疫情演变成国际性，事情可能转变成政治性、反华、排华潮”；同时就在蒋揭露真相二、三天后的四月九日《中国日报》威胁性地写道：“外国反华势力正在利用SARS疫情诋毁和抑制中国”，而当时蒋医生正好是为国外反华势力提供了“炮弹”。你看他“罪行”有多大，可以想象这时他的压力有多大，再加上他属于部队编制，部队是以“服从”为天职的。此时，不管他对错与否，都面临“灭顶之灾”。幸而这个问题得到了胡锦涛、温家宝的重视，以最严厉、有效的手段制止了SARS在全国的蔓延。这也使蒋得到了暂时的安全。
当时知情的医务人员和党政干部又何止成千上百，但不顾生命危险敢挺身而出讲真话的仅蒋彦永一人。这不令人深思、叹惜吗？
当时的卫生部长张文康，本人也是学医的，难得不知道隐瞒疫情的后果？疫情不会因为你隐瞒而逐渐消失，随着传染范围几何级数的倍增，会弄得不可收拾，用他们的话讲是要“亡党、亡国”的。所以蒋彦永医师的确又一次救了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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