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贪官的忏悔录、忏悔书、忏悔言论，也就层出不穷，在一些地方，还被集结成册作为干部的廉政教材。看过听过众多贪官的忏悔后，感觉“贪官所见略同”，意思都差不多。或曰“我忘却了入党时的誓言，背叛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起码的道德准则”，或曰“放松了学习，放松了对世界观的改造”，或曰“我不该以权谋私，拿了不该拿的钱；我不该利令智昏，做了不该做的事”，或曰“我愧对党和人民对我的多年培养”，或曰“法律观念淡薄”，或曰“领导干部的犯罪根源，我看都是大同小异，不外乎放弃了世界观的改造，贪图安逸享受，被金钱、美女、权力所俘虏，几句话就可以概括了。谁都知道这些，但许许多多人，包括我在内也还是无法抵御”…。如此如此这般这般，不是怪罪于受不正之风的侵袭、社会环境的污染，就是自责放松学习，忽视世界观的改造，滋长了官僚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思想等。
哪个国家、任何制度下都会有贪官，一个官员走上贪腐犯罪的道路，当然有自身的原因，但是，像中国这样，贪官污吏如此之多，贪腐现象如此之烈，就要向制度问罪了。山东省泰安市原市委书记胡建学说：“官当到我这一级，就无人监督了”。广西玉林市原市委书记李乘龙也在忏悔录中写道：“我的权力太大，稍不注意，权力就会转化成金钱，监督机制对于我形同虚设”。是不断膨胀的物欲、财欲、权欲，是传统的贪腐文化，是当前特殊的的社会土壤和环境害了他们，同时，更是“党妈妈”害了他们，让他们个个变成了贼。有一则《芒山盗临刑》的故事曰：
芒山有一个盗贼因偷盗罪被判处死刑。临刑前要求见母亲一面。母亲来了以后，盗贼说：“我想像小时候一样再吮吸一口母亲的乳汁，也就死而无憾了”。母亲把乳头送到盗贼的嘴边，盗贼却一口咬掉了母亲的乳头，使母亲血流满地而死。盗贼告诉行刑的人说：“我小时候从别人家里偷来一些小东西，母亲见了总是很高兴，以至于我长大了不知道检点自己的行为，才有今天的下场。我憎恨母亲，所以才杀了她”。
不能说党妈妈如那个贼妈妈一样见了广大官员前腐后继变成贼骨头会很高兴，但至少在客观上是纵容、鼓励、骄惯着他们的。只要“政治正确”，会吹会拍，效忠上面，是“自己人”，其他方面，只要不是民愤太大，往往睁只眼闭只眼。中国问题专家章家敦曾指出：中国共产党很难允许像廉政公署这样的机构。他们并不想要任何类型的竞争，也不愿意允许社会中的任何独立力量来监督各级官员。打击腐败的唯一方式是真正的民主和独立的监察监督制，但是中国政府很难做到这一点。文本上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倒是很全面，甚么政党监督、国家权力机关系统内的监督、国家权力机关对一府两院的监督、行政监察、审计监督与制约、中央与地方分权制约、社会监督与制约等，可惜仅仅停留在文本上，有的还颠倒了过来，如社会团体、新闻媒介、人民群众的监督，实际上成了监督社会团体、新闻媒介、人民群众…
成也“党妈妈”，败也“党妈妈”。是唯我独尊的“党妈妈”赋予广大官员唯我独大的权力，是不受有效制约和监督的特权纵容、骄惯着他们，败坏了他们的品德，泯灭了他们的良知，恶性地膨胀了他们身上的各种欲望，“爱党胜过妈，爱国胜过家；党就是咱妈，国就是咱家；没钱跟妈要，没吃从家拿”，最终害了他们，“把一批又一批一代接一代精英害成小人、小偷、流氓、无赖、大盗、奸贼、恶棍、伪启子、无耻之徒、腐败分子、黑恶势力，最终害成人民之公敌、国家之罪犯”（《枭鸣天下之三三二：异化的权力》），把官场变成了千夫所指万民同憎的盗巢贼窝。用小说《红楼梦》中的话说，中国官场就像荣国府，上下没有几个干净的。也不能说绝对没有，只是比例大低，万中无一，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人性毕竟是靠不住的，身在官场，身在由己，略一大意，便堕污泥。邓小平同志也说过：好的制度能把坏人变好，坏的制度能把好人变坏。难怪有人说，在中国，从政是高风险的职业，不沦为法律的罪犯，也要堕作良知和道义的罪犯，或者成为法律和道义的双重罪犯。非奸即恶，非贪即酷，乃至亦奸亦恶又贪又酷。“误尽平生是一官”啊。
可笑的是，许多失事的贪官们死到临头都不知道他们是党妈妈专制统治的牺牲品，把他们推上犯罪绝路的，是泛滥的贪欲，更是大搞人治和集权的“党妈妈”。不然，他们成为罪犯的可能性将会大大降低，而成为坦坦荡荡堂堂正正的清官好官、正人君子的概率将大大提高。不少大贪官，本来都是中华民族的精英分子和优秀儿女啊。或许，有些人醒悟过来了，只是受党妈妈培养教育多年，奴性入骨，虽内心怨恨，仍不敢直言。呜呼。
源自《议报》(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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