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自49年掌政以来，都是这样宣传、教育人民的。所以绝大多数在大陆的中国人，自49年以后几十年都是这样认识的，都以自己生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生活在毛泽东的温暖阳光下而感到自豪、满足和庆幸。
直到文革中期，“谁反对林副主席谁就是反革命”的林彪摔死在蒙古草原以后，在极度惊愕地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使人进一步去思索一些问题，发现原来我们都受骗了，我们早已成了中共上层斗争的工具，我们绝不是创造历史的“英雄”，而是被人利用的真正的“阿斗”。当然，也还有不少在中共文过饰非，巧言令色的宣传下，仍然受着他们的迷惑。
改革开放后，这个国家谁是主人，谁在这个国家里说了算，已被人们追求金钱、追求生活享受代替了。中共也不再以这“主人”的高帽子作为群众相信自己的诱饵了，群众也不愿再画饼充饥，只要能使我生活富裕就跟谁走。于是在中共的向钱看的口号下，大家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去获得金钱财富，以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
如果说文革以前，中国人的命运主要决定于中共，事实上是决定于中共少数最高领导人，可能这还不确切，应该说决定于一代枭雄毛泽东。因为中共高层人士的命运也决定于他，进而言之，中共的命运也决定于他，他可以把中共其他高层人士、整个中国共产党玩于鼓掌之上。
那么文革之后形势是否有些改变呢？事实上中共独裁体制仍无所改变，变的是“强人”“权威”越来越少，如果说“革命元勋”邓小平是中共最后一个“强人”的话，但由于体制未变，还有一些没有什么“革命”老本的如江泽民之流，也想挤入“强人”之列，以求独裁统治。
就是中共高层内，也有一些比较开明的如胡耀邦、赵紫阳、李瑞环及后来的朱熔基、胡锦涛、温家宝等，但他们毕竟受党“教育”多年，在骨子里也还是把维护共产党领导，巩固中共政权看成是第一位的。下面看看他们的言行。
邓小平在八十年代中就强调“四个坚持”，在字面上就要“坚持党的领导”，1989年“六四”时，不顾任何民意，坚决主张用武力血腥镇压。“六四”事件引起国际上普遍的遣责，许多国家纷纷撤回大使，停止不少商业活动。中国当时很孤立，但邓却说“中国封闭了几十年，再封闭几十年又有什么了不起？”这说明，在他心目中，中国就如他开的店，他要怎样经营，甚至停业、关店是他一人说了算。甚至连中共其他高曾领导都不能参与。当邓小平在八十年代初接见香港人士时，他们要求“港人治港”，邓就很不理解地说：“什么港人治港，那中国其他地方也各自为政？”就连大家认为比较开明的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也说：“我就不相信共产党管不好香港”，后来他们也是迫于形势才让步的，原来的设想是香港实行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一国二制”。
在江泽民接班后，江就强调“江核心”，以巩固他在党内的绝对权威的地位，并想把自己列入马、恩、列、斯、毛、邓之后的第七把交椅，成为中共和共产国际上的祖师爷级历史人物，可惜今非昔比，一个人一言九鼎，一句顶一万句的时代再也一去不复返了。在众多高层领导轰击下，他的伟大理想也就成了泡影。
现在，比较开明务实的胡锦涛、温家宝等人，虽在人民群众中威信越来越高，但如要让他改革中共和中国一套已经腐臭的政治体制，他也还是不愿意的。他们的关心人民也只是发自他们的一定的“善心”，并不是真正想让人民享有当家作主，让人民有充分的自由、人权。
所以胡锦涛最近关于“限制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就使不少人大失所望。另一方面，中国政治体制是否改革、怎样改革、是否让人民享有自由、人权，还是要决定于几个中共高层领导人。回想起来中国经济上的改革开放不也是邓小平与几个人一商量就决定了吗？如果当时邓小平反对改革开放，试想中国现在状态能是这样吗？那些高楼大厦也不会有，与国外贸易交往恐怕也不会高于现在的十分之一。再说远一点的，如果毛泽东现在还活着，恐怕大陆还是以防修、反修为主题，毛是一贯认为商品交换、货币流通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现在的大陆将完全是另外一种情景，仍会到处是革命口号，处处是饿浮哀鸿，如果现在这些中共领导，敢于谈改革开放的话，那么可能不是坐牢就是被“赐死”了。
现代虽与以前有所差别，不是绝对一个人说了算，但中国人民的命运仍然掌握在中共极少数几位高层领导手中，中国人民仍然只能是当“阿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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