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有一双看不见的却无所不在的“黑手”的，恰恰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充当中共专制制度帮凶角色的中共中央宣传部。今年春天以来，中宣部再次露出狰狞面目，对若干新闻媒体和出版机构下手，关闭报刊、处分编辑、传达封杀自由派知识分子的“黑名单”。萨斯病毒肆虐之后，海内外曾经有一些善良的人士乐观地估计新一代党政领导人胡锦涛和温家宝会由此展开新闻改革，并由新闻改革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然而，随着中宣部一系列铁腕行动，人们的梦想再次破灭了。
由中宣部所主导的对新闻媒体的压制和迫害行动，从二零零三年春天一直持续到夏天。最早在今年二三月间，中宣部下令关闭了南方以鼓吹改革著称的《二十一世纪环球报道》。这是一份隶属于南方报业集团的、《南方周末》的姐妹报纸，我的许多同学在此担任重要的编辑和记者工作。在它的最后一期上，刊登了党内改革派元老李锐先生的一篇访谈，李锐温和地谈到了党内民主改革的问题，并对邓小平晚年未能实现民主而提出批评意见。正是这篇文章敲响了《二十一世纪环球报道》的丧钟。有趣的是，就在这一天的报纸上，发表了我讨论伊拉克战争的文章──《倒萨之战，美国当仁不让》。这篇文章可以说是国内罕见的一篇公开发表的支持美国倒萨军事行动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我所主张的“人权高于主权”的价值观，由于过于“敏感”而被编辑删去，但文章的基本框架却保留下来了。
《二十一世纪环球报道》的倒霉绝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个案”。到了六七月份，萨斯的恐惧刚刚消退，中宣部却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萨斯战役”。许多传媒工作者惊呼：“中宣部的命令比萨斯病毒还要可怕！”此次遭到整肃的报刊多达数十家，如《南方周末》、《南风窗》、《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经济观察报》、《中国经济时报》、《新报》、《财经》等等。这些报刊，有的遭到了被停刊、被吊销刊号的灭顶之灾，有的则被收回某一期的报纸和杂志，有的处分高层管理人员并开除一批基层编辑和记者。人们发现，凡是受到老百姓欢迎的、敢于说一些真话的报刊，无一例外地都成为中宣部的“眼中钉、肉中刺”，非得除之而后快。中宣部黑手所到之处，连一向以“党的喉舌”自居的中央电视台，也未能幸免。央视因为播放一部有借古讽今之嫌的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而遭到中宣部的严厉批评。该剧一边播放一边修改，在央视匆匆播放完毕之后，被禁止继续在地方电视台播出。
二零零三年七月初，在中宣部的命令下，国务院新闻出版总署召有各地重要的出版社社长和总编辑参加的会议，在会议上再次公布一张所谓的“黑名单”，即一批为中国的改革和民众的苦难呼吁的知识分子的名单，他们悍然宣布这些人的著作不得出版和发行。让我感到光荣的是，我的名字也名列其中。会后，中宣部的官员还特意打电话到上海市委宣传部，命令上海展开禁书行动──我的一本杂文集《铁磨铁》今年四月刚刚在上海三联出版社出版。上海市委宣传部接到命令之后，立即打电话训斥上海三联书店，不仅命令其不准再出版我的另一本著作《闪光石》，而且命令其不准继续加印已经出版的《铁磨铁》一书。上海三联书店无奈之下只好取消与我签署的出版合约。鉴于这是一种“不可抗力”，我也向出版社社长表示不追究出版社的违约责任，不要求出版社赔偿我的经济损失。但是，中宣部的斑斑劣迹，我每一笔都记载了下来。
中共政权是一个靠谎言和暴力来支撑的政权，而中宣部正是其用来扼杀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有力工具。新任中宣部部长刘云山秉承其前任丁关根的作风和思路，以宣传谎言、消灭真话为己任。某些讲话和作为甚至比“杀手”丁关根还要狠毒。他是中国的戈培尔，也是中国的萨哈夫。高层选择由这样一个人物来担任中宣部部长，显然是深思熟虑的。中宣部很难再出现一个像朱厚泽式的开明派──在最近中宣部内部传达的黑名单上，朱厚泽名列第一。这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由此看来，中国大陆要实现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还遥遥无期、任重而道远。不过，让人欣慰的是，今天的中宣部不得不躲到幕后进行种种操作，他们再不敢像毛泽东时代那样，振振有词地宣传谬误和毒素、并展开对知识分子的大批判。他们知道，那些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越批判越香。他们也知道世界民主大潮不可抵抗，但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和利益，只好通过“打电话”的方式来实现禁书、禁报、封杀作者的恶行。他们不敢光明正大地下发文件，他们害怕在历史上留下丑恶的记录。在执行更上层的命令的时候，他们自己心里也感到理亏。这些蝙蝠们躲在黑暗里，挥舞他们的黑手；而在不久的将来，在阳光照耀在这块土地上的时候，这些蝙蝠们终将现形于光天化日之下。那一天，公民们将牢牢抓住中宣部一双双的“黑手”。
如美国哲学家米克尔约翰的著作《表达自由的法律限度》一书的中文译者侯健所说：“自由的历史首先表现为言论自由的历史，充满冲突、流血和悲剧。”我愿意为言论自由而付出任何的代价，我愿意为推倒中宣部构筑的无形的“柏林墙”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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