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去年秋天，温家宝及中共中央领导层就遇到一宗更为棘手的关于六四的事。八九年时任总理的李鹏，写了近三十万字的六四日记及书稿，名为《关键时刻》，在中南海激起涟漪。李鹏在书中肯定了当年中共中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同时“为自己作了平反”。这是另一本《中国六四真相》，不过出自中南海一位前任高层领导人之手。
从接近总理温家宝和人大委员长吴邦国的人士分别获悉，被指应对血腥镇压负责的李鹏，在这部“征求意见稿”中，以日记的方式回溯“六四”重大事件决策的来龙去脉，配上数十幅照片，是以成书的样式，给在北京的十多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审议的。
书的前半部分是“六四”前后几个月的日记，详细记载了某一天，中央从各种渠道获知的“学生运动”和社会“民主运动”的进程，哪位中央领导人当时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作者李鹏回忆了那个时期的许多重要措施出笼的前因后果。文中时而明确表明，时而隐晦叙述，一些重要决策并非由他所作出；许多重要判断，也并非如外界一再误传那般是他所言。
江迅的文章说，书中特别提到一个历史的分水岭。八九年四月二十二日中午前后，是当局与学生的矛盾由可调和转向对抗性的分水岭。这一天上午，官方举行胡耀邦追悼会，天安门广场聚集了十万学生。学生代表先是提出三项要求，而后要求向李鹏面呈“七条”请愿书，与政府对话。李鹏在他的回忆录里表明，他身在人民大会堂里，并不完全知晓广场上那么大的风波，也没有表示过治丧办公室人士所说的，他会在十一时四十五分会见广场上的学生。之后，有三名学生长跪在人民大会堂台阶上。学生们身后是严密的警察人墙和数万名学生、围观群众，人群中有人高喊“人家都跪了那么长时间，为什么没人理”等话语。午后，学生们感到受骗了，悲恸欲绝，相拥痛哭。学生与政府的矛盾和冲突由此而无法缓和。
书稿发出两个月后，李鹏没有获得任何反馈信息，于是打了多个电话给拿到书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一再询问读后想法，强调书的内容可以修改，但希望中央准许出版。不久，胡温新政府给李鹏明确答覆说，经中央研究，此书暂时不公开出版为妥。
十多年来，李鹏被指是六四镇压的重要人物。二零零零年八、九月，他出访美国，在纽约参与国际议长会议。这是他自八九年后第二次到美国，他面临“侵犯人权”的民事诉讼。“六四”死难者和他们家属寻求没有特别指定的赔偿。家属认为，当时担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以及他的政府需要为这场镇压负责。已经移居美国的一些“天安门孩子”认为，这场法律诉讼虽是象征性的，却是平反“六四”的开始。
读过李鹏《关键时刻》的人士说，李鹏在书中透露了当年中南海高层对如何处理天安门学运存在明确分歧，也有意撇清自己在“六四事件”上的主要责任。但追究终极责任，是否都落在已于一九九七年二月去世的实际最高领导人邓小平身上？由于全书内容并未公开，外界不得而知。
江迅的文章说，北京三零一医院退休军医蒋彦永上书中南海的信中，也透露时任国家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的杨尚昆，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陈云等中南海高层，反对出兵镇压学生。杨尚昆直言：六四事件是中共历史上犯下的最严重错误，现在他已经无力去纠正，但将来一定会得到纠正。中央顾问委员会要对四位党内老人开批判会，不给予党员重新登记。陈云对此写了一信，说这件事再不能这样做了，过去这方面的教训已经很多，难道将来还要再给他们平反吗？十多年来，李鹏和杨尚昆、陈云都被指是六四镇压的重要人物或负有责任。有北京政治学者认为，这些年来，中共政坛仍活着的老人，或者已经去世的政坛老人的家属，都在透过各种渠道，以各种方式，撇清他们在当年六四事件的责任，他们似乎都感觉到总有一天会真相毕露。他们在意自己历史上的地位，对历史事件中自己曾经扮演过的角色，显出一种难言的焦虑感。
也许正是这种历史的焦虑感，使李鹏极力争取著书写六四，要为自己撇清责任。历史的罪责，成为当时每一位参与决策者都不能不耿耿于怀的心头大石。今年七十六岁的前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鹏，于二零零二年中共十六大退出中央政治局常委，次年卸任人大委员长之职。在当年的中共中央七常委中，李鹏是个工作狂，经常工作到深夜才回家，他的个人生活爱好不多。这位电力专家，卸任后还常常为正在建设中的三峡工程发表一些意见，供主持者参考。退休后，他接连写了《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和《关键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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