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西南特委在1930年9 月24日印发的《紧急通告第20号──动员党员群众彻底肃清AB团》文件中宣布:“红旗社列宁青年社,赣西南政府,都有AB团的小组……所有混入在党团特委的赣西南政府的AB团份子全部破获。并将各县区的组织通通供报出来了。”
这份《紧急通告》还详细规定了“肃AB团”的审讯方法和处决人犯的基本原则:“AB团非常阴险狡猾、奸诈强硬,非用最残酷拷打,决不肯招供出来,必须要用软硬兼施的办法,去继续不断的严形(刑)审问,忖度其说话的来源,找出线索,跟迹追问,主要的要使供出AB团组织,以期根本消灭。”
一经发现“AB团”份子,下一步就是枪毙。《紧急通告》要求:对于首领当然采取非常手段处决,但须注意,在群众大会中由群众斩杀。……富农小资产阶级以上和流氓地痞的AB团杀无赦。……工农份子加入AB团有历史地位,而能力较活动的杀无赦。
赣西南特委厉行“肃AB团”,到了10月,在赣西南三万多共产党员中已“开除的地主富农有一千多人”(“二。七”会议要求把“党内代表富农份子不论其阶级如何及过去工作如何,无情的坚决的开除出党”),消灭了一千多“AB团”。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的1/4 被打成“AB团”,也大多被杀。
在赣西南特委大张旗鼓“肃AB团”时,毛因忙于主持军中事务,并没有直接插手地方的“打AB团”,进入10月后,毛的态度发生转变。1930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江西吉安县城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通报他对赣西南党的状况的看法及准备采取的措施。毛在这封信中继续发展了他在“二。七”会议期间对赣西南党团机构的基本观点,指出:近来赣西南党“呈一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路线领导,……党团两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AB团份子,各级指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团富农所充塞领导机关”。毛申明,为“挽救这一危机”,决定进行一场以“打AB团”为号召的肃反运动,以对赣西南的党团机构“来一番根本改造”。
毛泽东真的相信有如此多的“AB团”吗?答案是似信非信。1927年后,为生存而奋斗的中共,长期处在被封锁和剿杀的极端残酷的环境下,作为一种自卫反应,毛习惯对国民党的反共行为给予严重的估计,在诸如国民党向共产党区域派遣破坏特务,国民党利用“自首政策”胁迫中共人员充当特务等问题上,毛看得尤其严重。
在激烈的国共斗争中,毛已形成一种思维定式:即对于国民党在共产党区域的活动,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若从“警惕性”方面而言,中共高级领导人当中未有超过毛泽东者。在另一方面,连李文林等人也大打“AB团”,毛就更没有理由不相信有大批“AB团”。
然而毛泽东又绝对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十分清楚,苏区不可能有如此多的“AB团”,既然恐怖闸门已开,正可顺势引导,将所有公开和潜在的反侧一并镇压下去,毛作出了一个惊人之举:在镇压李文林等赣西南领导人之前,率先在自己指挥的红一方面军(红一、三军团)进行大清洗,开展“打AB团”运动。
1930年10月,毛率红一方面军攻占吉安,旋又退出,毛并动员彭德怀在打下长沙后退出。毛的这些举措引起部分红军指战员不满,军中一时思想混乱。为了消除军中的不稳定情绪,毛在率军退出吉安后,于11月下旬至12月中旬在一方面军迅速发动“快速整军”──其主要内容就是在师、团、营、连、排成立肃反组织,捕杀军中地富出身的党员和牢骚不满份子。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在四万多红军中肃出4,400 余名“AB团”份子,其中有“几十个总团长”(指“AB团”总团长),这些人都遭处决。
红一方面军内部的“打AB团”极为惨烈,地富或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过去曾与毛意见相左的同志,人人自危,朝不保夕。黄克诚当时任红三军团第三师政委,该师组织科长、政务科长都被当作“AB团”被肃掉。宣传科长何笃才在大革命时期加入共产党,参加过南昌暴动,后随朱德上井冈山。只因何笃才在古田会议前的朱、毛争论中站在朱德一边,从此便不被毛重用,不久即被调出红一军团,在黄克诚手下当个宣传科长。何笃才与黄克诚交谊,“两人在一起无所不谈”。何笃才认为,毛泽东这个人了不起,论本事,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过毛泽东,他的政治主张毫无疑问是最正确的。但毛的组织路线不对头,“毛泽东过于信用顺从自己的人,对持不同意见的人不能一视同仁,不及朱老总宽厚坦诚”。何笃才并举例说,一些品质很坏的人就是因为会顺从,受到毛的重用,被赋予很大的权力,干坏了事情也不被追究。果其不然,这位聪颖过人、毫无过错的何笃才不久就被扣之以“AB团”的恶名遭到杀害。
毛泽东既然对自己直接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也大开杀戒,那么对一贯与自己唱反调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就更不会有丝毫顾惜了。如前所述,李文林在“肃AB团”问题上态度十分坚决,但是到了1930年10月,随着“肃AB团”中暴露出的乱打乱杀现象的日益严重,李文林的态度开始转趋冷静,10月底,省行委发出通告,批评“肃AB团”斗争中存在的简单化错误,强调对工农群众扩大自首范围,对捉拿老同志更要小心谨慎,如案情重大,则必须将人犯押往省行委肃反委员会审理,解除了县以下基层组织的处决权。令人奇怪的是,当李文林的肃反狂热降温时,毛泽东却开始升温了。
1930年11月,毛泽东的“根本改造”的利刃终于刺向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及其所辖的赣西南地方红军。此次行动更因李文林等坚持执行李立三中央的路线,反对弃攻南昌的主张而更加惨烈。
《二十一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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