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畹町：王若望是“民运政治同盟”的忠实践行者

王若望老师仙世二周年了。谨以此文追怀他的苦难生涯，阐明悼念的价值及王老病逝对民运的启示。

鉴于以往人们对“人权民运史”、“文革造反史”、“党内斗争史”混淆带来的有害于团结的教训，恭敬、客观地悼念王若望，对于认识民运的规律，是一个机会。

关于“人权民运史”与“文革造反史”的区别，什么是严格、科学意义的“人权民主运动”，我在“建设民运（文化）”的发文中有多篇证明。而对“人权民运史”与“党内斗争史”的区别，我一直在准备以“中国6•4真相”为对象，加以系统证明。

“中国6•4真相”将89民运写成“党内斗争史”为主线，也就是“党内改良派”和“党内保守派”斗争为主线的书，是违背史实的。“中国6•4真相”的终极目的是昔日“党内改良派”宣布：决意和民运分立，伺机平反6、4，预备独立接收6•4民主革命的储备果实。

2001年，我在《所谓“党内民主派”不是“推动中国政治改革的主要力量”──驳“天安门文件”“张良序言”中，已经从旁面解析了这一问题。

应该强调，民运是从“民间民主派”（社会民主派）民运的立场，而不是从“反叛共产党人”的立场，更不是从“党内改良派”的立场去追怀王老的。

民运是从“人权民运史”而不是从“党内斗争史”，更不是从“文革造反史”的立场去追怀王老的。

为什么把王老是“民主运动的坚强战士”放在首位？为什么把王老“反叛共产党人”“民主主义者”的形象加以定位？

是因为，王老作为“反叛共产党人”，有史可证，从89民运已经进步为民运成员；是因为，王老是改革开放时期“党内斗争史”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是因为，从有史可证的86年，表明王老是民主主义者。当然，还要肯定他怀抱朴素的民主思想加入昔日反专制独裁的共产党。

还因为，“反叛共产党人”包括“党内改良派”是“民运政治同盟”的一大组成。而另一组成是“社会民主派（民间民主派）”。“论民运政治同盟”已经在论。

还因为，一些“民运战士”不坚强，甚至披着“民运”的外衣损害、危害民运。还因为昔日“党内改良派”有的不是“民主主义者”，后来又摇摆在专制与民主之间。

众所周知，王老是海内外民运的中坚积极分子。民运关怀他的病况，主办他的丧事是职责规定，道义所在。因为海外民运是中国民主变革的海外代表和凝聚之所。无论它有运筹失措，有人格缺陷。当然，海内外民运人对职业民运的正确批评，也是他们的权利和责任。

人权民主运动，就是指57右派运动、民主墙运动、86学潮、89民运、98组党5大民运。人权民主运动不同于中共领导的历次“政治运动”，也不同于“文革造反运动”，还不同于“四五”是中共意识形态内的民众发起的运动。其中明显的外在区别是“平反”与“不平反”。已平反事件一般是非人文主义、非自由主义的。

关于他们之间的不同内涵，我已有长篇专论，本篇所限，不容赘述。

虽然，当局对57右派运动其“扩大化”进行了“改正”，但是，对前辈民主主义者的代表性事件及人物并没有“改正”。这就是章伯钧、罗隆基、陈仁炳、彭文应、林希翎、潭天荣、储安平的“轮流坐庄”“政治设计院”和“党天下”……

相反，民主墙、86学潮、89民运、98组党，是中共抓住的四大未平反案件。为什么？只因为四大民运是中共意识形态之外的，主流为“人文主义”“自由主义”的“人权民主运动”。

我们尚不得知王老被打成右派的具体罪名。但是，人们知道，那个年代，哪怕你在中共意识形态内有不同意见，只要你给党政头目，党政管理，党国政策提点意见，就够罪过的。王老“反右”挨整之事，已被中共平反。这证明王老是在中共意识形态内有不同意见而遭难。

但是，“反右”将一批共产党人和非共产党人逼成了民主党人。当然，建国前的中共吸引了大批的民主分子。其中，王若望就是。

曾据“王若望先生治丧委员会”沉痛公告：“文革”时期王老因批评毛泽东入狱4年，后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强制劳动。

很多民运人都有参与中共内部政治斗争的“文革造反史”。虽然，不知王老批评毛泽东的具体内容，是批评文革的具体方针？或是批评破坏了民主集中制？或是批评打到老干部？或是批评毛泽东的家长制？也或是批评毛泽东的专制皇权？总之，不知王老是从中共意识形态之内还是之外的立场去批评毛泽东？

然而，王老敢于在文革批评“亲自组织和领导文化革命”的领袖毛泽东，是绝对多数的“文革造反史”人物不觉醒不能为的。据知，王老文革挨整之事，也已被中共平反。

李一哲的所谓“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副标题就是“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的。更不必说，李一哲大字报全文充斥着“马毛”思想，“反修防修”，“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何以得是中国“民主运动”的“开端”和旗帜呢！

虽然，王老“反右”和“文革”的冤错案件，均一一平反。虽然，被中共平反的运动事件对于当代民运来说，多已失去意义，但是，王老一生坎坷，历经磨难，追随民主，钟情自由的人生里程，是我们的精神财富和学习榜样。

必须作为“民主主义者”的王老，才是“反叛共产党人”参加民运的典范。只有这样的“反叛共产党人”，才是民运的当然组成。因为，他们已经蜕变为“民间民主派”，容入民运大潮。

在民运被破坏低落时期，在民运人的痛澈检查时期，对于“民间民主派”，对于昔日“党内改良派”，无论老少，王老的逝世，都有巨大的反省追悔价值。

正是因为王老“反右”和“文革”的冤错案件，一一平反，他才深知，被中共平反的运动事件及个人案件，对于当代民运来说，多已失去意义。所以，他自知之明，才积极认同“民间民主派”发起的当代民运。

因为当代民运最具前卫深刻理念、道德勇气、意志磨难、英雄人格的，是原始体制外“社会民主派”的实践作为，被证明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主流，是中国民主化的“本原动力，先锋主力，主角角色”，已是在论的。

他们付出了自由和人权的宝贵代价。每一次社会民主运动无一不驱动了体制内的自由化骚动，共同冲击着集权，进取着未来。

89期间，我从民主刊物上知道，当有人问道，谁来管理国家时，王老毫不犹豫地回答，新涌现出来的民运分子如魏京生一批人。（当然，还应该有“反叛共产党人”）我们把王老首先作为“民主运动的坚强战士”来悼念，正是因为他最早，最鲜明地认同当代民运，并将自己容入民运，是最可宝贵的。

1994年，王老率先积极推举魏京生参选诺贝尔和平奖，虽然有些张冠李戴言过其实，但是王老以资深共产党人的民运后进者身份，如此地参与和认同民运，与昔日“党内改良派”“不在体制外运做”的声明相比，是谓“杰出的反叛共产党人”，“坚强的民主战士”，“坚贞的民主主义者”！“反叛共产党人”里不都是好样的。

由此可见，王老是没有或很少有中共“专制基因”的贻害，或者意图排开“民间民主派”独揽民运领导权的“反叛共产党人”。这又是王老的“杰出”之处。

93年，海外两大政党的联合，因“民运”黑帮暗中捣乱而流产，两党格局分裂为三党分立。期间和其后，很多人瞩望王老整合民运，甚至后退到象征性的“协调人”，都没有成功。虽然如此，却证明王老在海外民运中的威望。这个威望是王老做出来的。

只要谁在海内外有力量整合民运，“民运”黑帮必在那里捣乱。一些人自觉不自觉地参与其中，是要逐步暴露的。

据海外报道，86年王老在国内撰文“一党制度必然导致专横”。这可能是标志王老作为坚贞民主主义者的史料根据。因“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1987年与方励之、刘宾雁一起再次被开除中共党籍。

此前此后，方励之和王老、刘宾雁是民主刊物上的热门人物，成为“反叛共产党人”的优秀代表，主导着开放以来“中共党内斗争史”的走向。（此前还有“清理精神污染”，另有论）王老被邓小平指斥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老祖宗”。

这顶共产党给的“桂冠”是特指中共范畴的。在严格、科学意义的“人权民运史”面前，不应引申为“中国民运的老祖宗”。当代民运作为启蒙发端的“右派运动”，作为开拓奠基的“民主墙”，在全国及国际范围内，都有史料公认的，活人见证的代表性事件和人物。

据上海友人王雍罡回忆，89民运，王老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经过“反右”“文革”的磨难平反后，再因89而入狱。流亡海外后，王老积极参加海外民运，主编“探索”，不改其志，是谓“坚强的民主战士”。

86学潮之后，王若望先生抗击专制、向往自由的铮铮铁骨，已经被民主刊物介绍传播，使得“民间民主派”对他十分钦佩和熟悉。他同方励之、刘宾雁、张显扬，被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再次被中共整肃出党，使民主墙之后，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共“党内斗争史”进一步公开化。也使他们作为“反叛共产党人”，逐步成为当代“民运政治同盟”的重要一翼。

由于“反叛共产党人”的出身局限，主要表现为“民运后卫”的救援作用，一般不参与不认同“民间民主派”的前锋政纲与行动，诸如反对民主党组党。

但是，王老却是异数，他认同并积极参与“民间民主派”民运的一切先锋行为，包括支持本土民主党，手脑并用，在“反叛共产党人”里，是数得过来的。此外还有阮铭、郭罗基。方励之。民运需要王若望式的“反叛共产党人”。

“清理精神污染”是民主墙之后发生的“党内斗争史”的第一个标记。电影“苦恋”，理论领域的“农业社会主义论”“人道主义论”“异化论”，一概在“清理”之列。祸及军中右派老作家白桦，文革前文化部长周扬，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等人。

这都是在邓胡赵柄政时期发生的事。邓胡赵的所谓“政治改革”“三宽政策”既造就了方、王、刘、张等人的悲剧命运，也粉饰了那时的所谓“政治宽松”，还培养了一批后来亮相的中青年“党内改良派（开明派）”和“新权威主义”。“清污”和“反资”既是胡赵稳固权力的必为之举，也是胡赵的不得已而为。

民主墙是继57右派运动之后，当代人权民运的新崛起，是严格、科学意义的人权民主运动的开拓与奠基。民主墙和11届3中全会是中国进入历史新时期的标志。此后，中共党内的一系列“自由化”骚动，就是由此而引发的。

79年民主墙时期的“党内理论务虚会”已经埋下了种子。当时，白桦在“诗歌”杂志研讨会上就说过，“歌颂什么，还不如歌颂民主墙上的一块砖”。

邓胡赵的“政治改革”“三宽政策”，既没有满足“党内民主”的需要，更无益于“社会民主”。结果，继民主墙之后，不仅爆发了86学潮，而后，又酝酿了89风暴。

6•4民主革命才是夺目的民运奇葩。它标明，“党内改革”已经告败。胡赵的所谓“三宽”政策和“政治改革”的“功德”已经过时。所谓“党内改革”无法满足社会民主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要求。

而89民运，6•4革命本身烘托、确立了“民间民主派”民主运动在中国民主道路上的主角地位。中国民主不仅要尝试“党内改革”更要走“体外再造”的道路。此后的“民间民主派”98组党就是上述确切的信号和证据。

王若望不仅是资深共产党人，而且是57右派，又因为参加和支持89民运，坐过牢。虽已“平反、改正”，但他一生命途多舛，数次挨整。

王老无论在海内外，和“民间民主派”融为一体，是“反叛共产党人”积极参加民运的典范。正因为如此，“民间民主派”无比尊敬他。

“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中共剪除党内“持不同政见者”的虚设罪名。有的并不具有严格意义的“资产阶级自由”观。而王若望脱离了中共脐带，所以，才有曹长青言：“王若望身上最难能可贵的是敢于直言、坚定反共的硬骨头精神。数不清的“有水平”、“高深”的中国“知识份子们”就根本不清楚，更没有胆量表达”。

我要补充一句的是，“反叛的王若望老先生，当年在上海的傲然风骨，公开认同“民间民主派”民运的民主觉悟和远见，难能可贵”。这是我在《论民运政治同盟──致“反叛共产党人”》中的一句话。

但是，“中国6•4真相”的张良，企图改变民运固有地体制外运做定势，声言“不在体制外运做”，目的是诱引“反叛共产党人”脱离民运政治同盟，客观阻止民运的前进发展！

而王若望在魏京生赴美之前，积极担纲海外民运，后来主编《探索》，以“反叛共产党人”的身份容入民运，积极“在体制外运做”，是王老的第二个“难能可贵”。

所谓“不在体制外运做”，既是“党内改良派”的“伪高贵”，也是对民运的损害。因此，解决“反叛共产党人”“不在体制外运做”，是民运政治同盟要解决的大问题，也是所有“反叛共产党人”和“民间民主派”的圣责。当然，“民间民主派”对“反叛共产党人”的辱骂和轻慢，是对民运的罪过。

在国内坚持人道救援的林牧和迫走海外的方励之，拒绝“写认识”归国的郭罗基，为魏京生作序的阮铭……都是优秀的“反叛共产党人”。中共先驱李大钊，带领国共两党几十人避难苏维埃使馆，并没有妨碍李大钊的历史形象。

“改良派”志在做官，“民主派”志在天下。对比之下，王若望是区别于昔日“党内改良派”的“反叛共产党人”，是坚强的民运战士，坚贞的民主主义者。没有“党内改良派”的那种政治摇摆性、共产性、多面性。对于海内外民运而言，这是王若望的第三个“难能可贵”。

民运接受“反叛共产党人”中的民主派参与领导。可是，由“党内改良派”统领民运，既没有历史根据，更没有政治根据。

民运必须排除为稳固一党制的“党内改良派”领导民运的企图！因为这有背于当代民运的运做机制、光荣使命及民主宪政的根本宗旨。王若望是“民运政治同盟”的忠实践行者。

在追怀杰出“反叛共产党人”王若望的重要时刻，重述“民运政治同盟”的有关要件，十分重要。

•6•4抗暴的失败，对“民间民主派”对“反叛共产党人”共同的政治遗训是要结盟。
•“民间民主派”“中国民主派”有民运历史自然产出的原型代表和领袖集体。

•中国民运政治的两大经验教训：“民间民主派”与上层“党内开明派”互利；“民间民主派”与“反叛共产党人”同盟。

•民运政治同盟的三大基础：“民间民主派”与“反叛共产党人（含“党内改良派”）”6•4被合力围剿；“反叛共产党人”的政治觉醒；近程目标“平反6•4”；

•民运政治同盟的障碍：所谓“不在体制外运做”•所谓“叶里钦模式”。
•民运政治同盟的天然缺陷：“反叛共产党人”“专制基因”的遗害•“民间民主派”的“人格素养”。

•民运政治同盟的结构：民间民主派（民主知识分子+民主知识劳工）+反叛共产党人+资产者。
•民运政治同盟的统领权：“民间民主派”与“反叛共产党人”“资产者”共行。

•“民间民主派”对昔日“党内改良派”采取既同盟又批评的方针。
•民运政治同盟的困境：外部世界支援的不足与失误。

98建党事件表明，中国政治现代化再次要求汇聚他的优秀先锋组成坚固联盟。这是中国民主派成熟为独立政治力量的信号。队伍再一次集结。中国民运的组织化早起步于民主墙，扩展于89，中国民运不应该在组织化进程中倒退。独立的不同政见，独立的知识分子生活方式，不再是民主化的主流需要。民主墙以来，中国正式步入民主运动时代，“持不同政见”时代已经过去。尽管当前的民主党在退却。

中国民主化就是在永恒的来潮与退潮，惊涛拍岸中迫使海岸线后移的，正如四大民运的降临，谁又敢说不合时宜？什么力量阻挡得住！
如果说，中国代表签署了联合国人权公约不是组党时机，那么，还有什么比此更好的机会？

事实是，社会民主派（民间民主派）在历经民主墙、86学潮、89民运后，已经基本完成了它建立独立民主、民运理论的过程，基本完成了队伍的集结过程。

人们总是头头是道的说，先开言禁、报禁、再开党禁。可是，中国民主进程向人们展示的并非如此。正如社会形态5阶段论，作为常识教育，被理论家们机械化、简单化、庸俗化了。“实践是常青之树”！

不理解组党，畏惧组党风险，甚至反对组党的朋友和人们，将被继续证明落伍于中国社会政治及民众的需要，责备于自己的良心和责任。一个在挫折中转移、退却、休整的先锋党比芸芸众生比自由人士强大先进100倍。

现代中国民运，起始于人权组党，高涨于民主组党。组党造宪政，并非遥不可及的天国。而是每一个有民主良知“民运人士”的脚下之始。

不算右派运动，4大民运从1978-2003悠悠25载，从年头看抵得上共产党从27年南昌起义到49年建政立国。按10年内战说，也能打它两回半了。就是长征，够走十几个来回。从民运的失败看，中共从毛泽东1936年逐渐主掌权力之后，共产党没败过。

中共失败的历史共长15年，途经陈独秀罗章龙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张闻天几任头子。4大民运跌宕起伏，过关斩将，败走麦城25个春秋，比人家多10年，虽然长进很大。但未突破。从中共建党到立国不过28年，当代民运的功夫展示，时日无多了！海内外民主派们，你们熬的起吗！对得起中国人民的民主大业吗！

“民间民主派”“反叛共产党人”（含昔日“党内改良派”）和“自由知识分子”三大组群，被离间分化；“民主墙一代”“天安门一代”两大组群，被离间分化；海外侨社与民运两大组群，被离间分化……

这就是多年民运失挫、被动挨打，延展到国内自由网络遭殃，祸及在美华裔学者的一系列主因。“外国人的呼吁救援有多大意义和作用！国内这些可怜的人们谁去管？”，这是我对媒体“日内瓦将提交中国人权谴责案，你是支持还是反对”的回答。

“如果去支持美国的中国人权谴责案，还不如提出解决民运自身的危机──民运的团结统一、权威凝聚、传统继承──建设民运的连续性与经验积累──建设民运（文化）更重要”。

“中国人不争气，中国知识分子不争气，民运不争气，一切外力都是无用的”。

国际资本的惟利是图，政治绥靖主义只是民运危机的非主因素。这就是今天纪念王若望逝世2周年对民运的又一个启示。

2004.05.17 订正(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