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火山口上的中国 （１）
对改革以前的中国，西方世界的看法比较一致，都知道毛泽东时代的治国方略，其必然结果是将中国推向灾难的深渊。但对改革以后的中国，西方世界的看法却很不一致。乐观者认为，在持续的经济改革推动下，中国国力不断增强，正在成为世界上的经济强国，持此论者所持的依据往往有二，一是以自己对中国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现代化城市的观感为依据；二是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与《人民日报》的报导。悲观者则认为中国社会矛盾丛生，弊病百出，中国政府如果没有能力改变现状，最后的结果是走向崩溃。
由于中国是世界上少数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家之一，政府垄断了所有的媒体，并将媒体的作用定义为“党的喉舌”。在信息不公开的情况下，即便是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对这个庞大的国家也难窥其全豹。对中国的未来产生种种歧见，也就是情理中事了。
笔者1998年出版的《中国的陷阱》一书，被视为独立知识分子对中国改革的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解读，这本书回答了一个问题：经济改革为中国带来了什么后果。自此以后，笔者所到之处，海内外人士向我提出的问题就成了这样：“中国共产党还能支撑多久？中国什么时候崩溃？”
回答这个问题有相当大的难度。无数历史事件证明，要对未来某个时点上将会发生某事件进行预测，恐怕没人能成为那样的先知。但是对某特定社会的结构性变动进行预测，则是一个对该国历史与现实有着深刻了解的观察家能够做到的事情。
一、对中国改革几种不同的计算方式
“改革是否值得？我们在改革中究竟得到了什么？”
回顾持续了23年的经济改革后，许多中国人都不由自主地要提出这一问题。在经受了“改革”带来的种种痛苦后，面对贪污腐败肆虐，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社会边缘化阶层已占社会总人口的14％，危机丛生的局面时，大多数中国人已经认识到，今后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不再是“需不需要继续改革”，而是“需要什么样的改革”。目前这种缺乏政治民主化、日益向精英集团倾斜的“改革”，有如在创口上大把撒盐，只会使中国陷入深刻的社会危机。
对中国改革的得与失，从不同的立场出发有不同的计算方法。
1.政府展示的巨大“成就”
从中国政府的立场出发，理所当然是只计算“成就”并力力图掩盖改革带来的一些灾难性后果。中国政府乐于向世界展示每年的经济增长率以及几个亮丽的“现代化橱窗”，如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经济发达的城市；而与财富的生产同样重要的财富的分配状况，以及在这些现代化橱窗之外的广大地区的贫穷却被刻意掩盖起来。
“经济增长”现在构成了政府的合法性基础，也成了不少乐于与中国政府在研究项目上合作的外国学者对中国的发展持乐观看法的依据。至于中国政府习惯性地对统计数据造假这一特点，却被这些学者出于一些利益考虑而被有意忽视。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政府已经学会了用利益控制让国际社会形成对中国有利的舆论，一些有正义感的学者出于道义批评了中国政府，因此被中国政府拒发入境签证，多年来不能进入中国，因而影响其学术生涯。这种间接的打击实际上起了“引导舆论”的作用，其他一些研究中国的学者（尤其是华人学者）发现赞扬中国能够赢得中国政府好感，进入中国考察，并从中国政府部门那里获取一些他们自己也明知道并不真实的材料，而这是他们获得研究基金的必要条件，也是他们在学术界赢得地位的“资本”。
于是在中国政府与这些学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值得注意的“循环”：垄断了各种信息供给的中国政府是所有研究资料的权威提供者，而一些外国学者根据这些资料所做的研究，不管与中国的现实有多大差距，又被中国政府有选择地登载在《参考消息》及其它各种介绍国外的中国研究的报导中。中国政府藉此向本国民众证明：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已为外国学者的学术研究所论证并认可！在表面上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实则在西方文明面前深深自卑的大部份中国公众当中，外国学者的“科学论证”还是有相当市场的。当然，中国政府与这些外国学者在资料与论证上互相赋予“合理性”的利益关系，对学者们来说毕竟不太光彩，因此被深深掩盖起来。
在伪造历史与控制舆论方面，共产党与纳粹具有同样的能力。这一“能力”目前又在帮助他们虚构“改革成果”与社会现状。中国政府善于制造虚假信息，这只要比较中美两国最重要的报纸《人民日报》与《纽约时报》就不难看出。若干年后的读者若只阅读这两家报纸的本国新闻，一定会得出如此印象：美国社会问题丛生，而中国则是一个几乎没有社会问题的“美好世界”。
而这种“谎话重复1,000遍就成了‘真理 ’”的“戈培尔定律”所产生的历史后果已显现出来：一些国人对“文革”时期的报纸深信不疑，那些连毛后的政府都承认有不少虚假成份的数据，竟然被个别中国学者用来证明“文革”时期的伟大经济成就。如果说，“文革”及“文革”前的政府只会愚蠢地使用政治高压与专政手段强迫人们说谎，那么这些年来政府的政治智慧已有所“提高”，它不但学会用利益手段控制国内传媒与学术界，还将这一手段用之于控制国际社会欲与之交往者。
2.经济学家为腐败所作的辩护
第二种计算方法包裹在看似严密的学术外衣下。中国部份经济学家对“改革”造成的严重分配不公其实了然于心，但出于利益驱动，他们不是批判这种只照顾极少部份权势者利益的“改革”，而是竭力为这种“改革”作“学术”辩护。为此他们提出了一种“代价论”：首先，他们构造了一个“世界”，声称社会中只存在三种人，一是政府官员，二是企业家，三是为这两部份人服务的学者，其余的社会阶层则被排斥在这个“世界”之外；然后他们接着论证这是中国的“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而这 “代价”就是要容忍腐败，用“体制外资源（金钱）来赎买体制内资源（权力）”；这种“权钱交易”被誉为“成本最小、效益最大”的“交易方式”，他们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就能促使中国经济尽快转轨。
前几年在中国引起极大争论的“经济学家不需要良心、经济学道德中立”这一外国读者多少会感到荒谬的问题，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堂而皇之地登上中国的学术殿堂，并成为一个煞有介事的“学术命题”。有几位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曾公开提出，“经济学家就是要与利益集团相结合”，最典型的代表人物是与中国政府关系比较密切的香港大学张五常教授，他公开提出要建立一个按权力地位分配社会财富的等级序列。面对正在贫困线下苦苦挣扎的4,800万失业工人，大陆经济学家樊纲则认为这个人群的数字还不够大，对中国社会稳定并不构成威胁，政府不需要考虑这 4,800万人的问题。
3.呼唤社会公正，反对“权贵私有化”的改革
第三种计算法直到90年代中后期才渐渐浮出水面，那就是根据社会常识计算改革的得与失。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质就是一个利益再分配过程。这些学者关心的是，在这20余年的“改革”中，是哪一部份人得到了利益？他们通过什么手段获利？他们的利益是不是建立在其他阶层利益受损的基础上？而大多数老百姓在20多年“改革”所构造的新社会阶梯中，又居于一种什么样的社会位置？
这部份学者认为，中国这场改革是以“权力市场化”为起点，以权贵私有化为特征，为改革付出代价的是占总人口80以上的社会底层人民，而享受“改革成果”的只是少部份权贵阶层。这种算法代表着中国改革良心的叩问。随着这种叩问的升级，反思中国的“改革”逐渐成为中国思想界自1998年以来的一种潮流。但这种潮流只持续了两年左右，从2000年开始，便受到政府日益严厉的打压，此后在国内的媒体上已得不到任何表达机会。在这种体制化的政治高压下，完全不具备“议价能力”的利益受损集团，即失业工人与广大农民的利益诉求在中国官方媒体上彻底消失了。
《中国的陷阱》一书，率先开始对中国改革进行良心的叩问，它深刻揭示了23年的经济改革的实际社会后果：权势者通过“权力资本化”这一途径，成为先富起来的一群人；而中国广大社会公众，则成了改革中的利益受损者。占中国人口5％的权贵们的财富，是依靠掠夺占人口80％以上的下层人民的资源而积累起来的。
本书的分析还说明，中国从1978年开始的经济改革，从本质上只不过是对毛泽东当初“化私为公”的革命的一种逆变－－“化公为私”。1949年以后，中共用暴力消灭了有产阶级，而在1978年以后的改革进程当中，中共的掌权者们却利用权力将自己及其家族变成了一个暴富阶级。半个多世纪“革命”的全部意义就是用无数的人头将一部份社会的边缘者送到了权力中心位置，用红色新权贵代替了旧权贵而已。这种“市场经济加极权政治”不可能将中国引入繁荣富强，只可能导致新一轮社会危机。
这本书最重要的观点是：权力市场化是改变中国财富分配格局的起始点，也是理解中国改革的一把钥匙。中国政府无法克服由他们自身造成的制度性腐败，这一看法自1998年以来成为当代中国人理解中国改革的出发点。
（博大出版社供稿，新闻稿标题为博大出版社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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