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些朋友会对杜案的结局拖了一个长长的“尾巴”感到义愤，但这尾巴只是小事一桩，不是大节。杜案结局的大节是政府妥协了，对于这些妥协，我们应该表示肯定和珍惜。当今中国最重要的事，是向前走，这一代人应该表现出与时代相称的成熟，稳健扎实地促进民间和官方的良性互动，不能因为任何理由使中国大陆陷入低价值的对抗和内耗状态，从而耽误政治改革的宝贵时间。对于杜导斌本人来说，毫无疑问，他是无罪的，判决书中留下的长长“尾巴”得不到历史的承认，迟早会被撤销，一点也不会影响到他的政治前程。既然如此，他绝对可以安心地休养、学习一段时间。
自2003年春季以来，因应于各种危机，中国大陆民间力量主动出击，维权浪潮风起云涌。政府则用不断的妥协和不断的黑狱来回应。面对着这些模糊含混信息，对于当下的自由民主演进之路，一些朋友提出了“民间与官府”两极对峙促进政改的模式，这一模式设想，民间力量逐渐成长，对政府逐渐施压，当压力突破某一临界点，即可逼迫政府不得不政改，当是最具操作性的路径。事实证明，这一分析并不符合当今中国的实际。
在当今中国，官府各派在“镇压人民、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方面”的确存在着某些一致，但这不是主流。今日的主流是大变即将来临，各方都在暗思应对之策，铁桶一般的团结即将破裂，中共分化的脚步正悄悄向我们走来。专制主义和自由民主思想的两极对峙，早已打通了官民对峙的格局，深入到官府内部，官府内部正在喧嚣和沸腾。政治改革的确会影响一部分当权者的既得利益，但已有相当多的当权者认识到，这对于他们也可能是可行的利益选择。他们不会为别人去背历史的包袱而牺牲了自我的利益诉求，他们的潜意识中可能不无做“与时俱进的弄潮儿”的豪情。
在杜案中，公安部门第一次的起诉材料被检察院以证据不足退回，便是一件十分微妙的信息，说明了中国地方开明力量，具体负责操作的法院和检查院部门有良知的人士不满于做一味服从的执行者，而谋求适度地发出自己的声音。事件的最后解决内幕不详，但意义更加积极，证明了中共内部有相当的力量不希望一直生活在对抗、镇压和恐惧未来的黑暗生活中。而在“南都”案中，中共广东省委前任领导任仲夷、吴南生两位老先生的出面发言，也昭显著中共内部健康力量的存在与作用。如果这些趋势能够继续下去，那么，在未来，在政治改革的起始阶段，中共内部的改革力量可能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
我一直不赞成将民间力量称为反对派的说法，因为中共的分化是值得期待的，而民间可以对此起到建设性的作用。请回顾1985－1991年的苏联，其民间即没有明显的反对派。
今日中国急需民间与中共的良性互动，民间力量更可以称为“建设性”的民间力量。如果考虑到法治与民主政治的同等重要性，那么，在早期，民间力量更应防止过分的政治化，而应在促进法治方面谋求发挥更大的作用。
民间与官府是有共同利益的。面对一个巨毋霸的中国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未来，面对民间社会尚未发育成熟的事实，中共的分化瓦解是很多人都不希望见到的，而中共与民间力量分化组合、携手推进政改更被视为希望所在。在和平演变中维持社会稳定，便是民间与官府的共同利益。但是民间力量心中的稳定，是不断改革中的稳定，而非停滞中的稳定；稳定不是压倒一切的，它不能压倒人权，不能压倒人的尊严；但是稳定的确是十分重要的，失去稳定将使民众和国家严重受伤，这是任何有责任心的自由民主信仰者都不愿见到的，时势的演进也需要他们在行动中表现自己的责任心，能够充当中国的脊梁，与社会各界一道抗住中国的命运。在促进中国实施务实（而非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式的虚浮莽撞）的政改方面，在探索一个可以维持和促进经济增长（而非不能“下蛋”）的民主政体方面，在稳健地建设政治文明而同时尽可能维持中国内部的稳定，将下层的利益诉求转向福利国家建设，将各界的政治诉求化为自主命运的政治权利行使，而非阶级冲突，对内对外共同应对疆独、藏独、台独的挑衅方面，需要全体中国人一道努力。
杜导斌事件的意义，便在于它更多的不是个体性的，而是折射出中国政治的某些动静。杜兄以其主动作为，有力促进了社会的变迁，也身当了命运的多重转折，这样的生命是丰富多彩的。我相信，经此一役，杜兄的视野将更加开阔，志量将更加深沉。
2004年6月12日(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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