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阻止媒体走向市场化的改革。在中国经济走向市场化的过程中，为了适应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大陆媒体也自发地开始了转型，逐步由吃皇粮的事业单位转变为自负盈亏的企业。在这一转型中，对于那些锐意探索改革路径的先驱者来说，最大的制度瓶颈便是产权模糊和法制不健全的灰色制度陷阱。特别是在传媒领域，媒体受到具有悖论性质的双重挤压：党的政治正确和市场的利润第一。媒体既要扮演“党的喉舌”，又要满足“受众趣味”；既要服从“党管人事”，又要适应“市场竞争”；二者之间的冲突又无法调和。“喉舌”要求舆论导向符合统一的主旋律，而受众要求多元化的真实资讯；媒体领导层要服从党组织任命，而市场又要求在竞争中选拔人才。南都高层之所以身陷囹圄，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掉进了“灰色陷阱”。
众所周知，《南方都市报》曾经是一家亏损的国有企业，通过俞华峰和程益中等人的努力，仅用三年时间就扭亏为盈，六年后实现年广告收入13亿元，创造了中国报业市场化改革的奇迹。作出如此杰出的改革成就的南都高层，本应得到制度性奖励，区区几十万奖金的分配并不过分，然而，他们非但没有得到褒奖，反而遭遇牢狱之灾。事实上，即便南都高层在决定员工报酬分配上有违规之处，也绝非他们本身的错误，而是新旧体制交替的灰色时期之必然。何况，大陆媒体又有几家没有过类似南都的内部利益分配。为什么偏偏是南都领导层遭此横祸，而其他媒体则安然无让？审判南都高层的台面理由是“贪污”、“行贿”和“受贿”，而台下的理由是因他们屡屡偏离了喉舌立场，没有与广东当局的宣传口径保持一致。特别是被《南方都市报》的舆论监督置于尴尬地位的某些广东高官，他们一直在伺机打击报复。此次审判，就是借经济犯罪之名来行打击报复之实。
显然，这次判决作为司法构陷，是对南都的改革奇迹的彻底否定，不仅否定了南都领导层摸索出的卓有成效的改革经验，也使中国媒体的市场化改革严重受挫；不仅否定了以往的广东高层对敢言报纸的保护政策，也让作为媒体改革先行者的广东形象严重受损。
2，扼杀媒体追求新闻自由的自发努力。由于喉舌要求对媒体的限制，在日趋激烈的市场角逐之中，大陆媒体很难靠“严肃化”来立足市场，大都只能争相以“娱乐化” 来争取市场。然而，在娱乐化泛滥的媒体竞争中，南方报业集团却独辟蹊径，以关注国计民生和敏感时事的严肃取向，以大胆直言和深度报导的民间倾向，而成为激烈的报刊市场竞争中的最大赢家，获得了市场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为中国媒体的改革提供了另类的成功示范，也为走向新闻自由的渐进道路提供了路标。毫无疑问，南方报业的三报一刊是中国传媒业的宝贵财富，理应得到全社会的珍惜。
而现行广东当局，先是整肃《南方周末》和关闭《21世纪环球报导》，造成了广东媒体的萎缩。好在，《南方都市报》的崛起使南方报业集团的开明形象得以延续，也使中南海新主人的“三把火”有了来自传媒界的闪亮。然而，这次审判对媒体改革的打击远甚于以前的历次整肃，不仅是对中国最开明媒体的扼杀，使媒体改革的广东橱窗砰然关闭，也是对新闻体制改革进程的整体打击。南都案给其他媒体的教训是：当下中国的传媒市场，只有那些没心没肺的娱乐化媒体、或拒绝新闻良知的媒体，才可能生存下来且获得暴利，而谁再想以严肃导向和推动新闻自由来赢得市场，就只能是死路一条，遂使媒体业的竞争陷于“劣币逐良币”的逆淘汰效应。
3，逆淘汰必然导致德才兼备的优秀新闻人出局。在媒体仍然被官方视为“喉舌”的制度瓶颈中，中国媒体走向独立的内在动力，很大一部分来自优秀媒体人的自发推动，正是他们的开明观念和新闻良知的觉醒，他们对新闻自由的不懈追求和对职业道德的顽强坚守，才使南方报业的改革模式历经挫折而延续下来，严肃媒体才能在打擦边球的夹缝中寻求渐进的点滴改良，起到 “半吊子第四权力”的作用。
俞华峰、程益中等人正是现代观念的先觉者、新闻良知的实践者和职业道德的坚守者，他们经营《南方都市报》的成功，赢得了同行的敬重、知识界的赞誉、读者的认同和党内开明派的肯定。然而，广东当局以新闻管制制度为后盾，非但不鼓励优秀新闻人进行卓有成效的改革试验，反而对他们进行恶毒的司法构陷，使媒体改革的实绩变成了改革者的罪状，使稀缺的媒体人才变成大牢中的囚犯。这，无疑是对所有追求媒体独立和新闻自由的媒体人的当头棒喝，将中国的新闻良知置于动辄得咎的改革恐怖之下：不改革媒体死，但搞垮媒体的缺德经营者却安然无忧且赚得暴利；改革媒体活，但救活媒体的有德改革者却可能付出惨重的个人代价。
中共现政权正在高倡建立“现代政治文明”，而“现代政治文明”的主要标志之一就是新闻自由。一个肆意构陷新闻良知和打压开明媒体的社会，不可能造就具有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的新闻队伍，也不可能培植出独立的第四权力，逞论新闻自由的现代文明！
2004年6月18日于北京家中
作者为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主席
(转自《观察》)(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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