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今年的六月三十日、七月一日，香港天气炎热，特别是七月一日下午游行期间的摄氏34.6度，不但是今年入夏以来的最高温度，也是香港有气象记录六十六年以来最热的七月一日。当时，台风在台湾登陆，香港气压非常之低，因此还是非常难受的闷热，没有很大的决心，不愿走出户外，遑论几个小时的游行。而在游行过程中，也的确有不少人中暑，651人昏倒，43人送医院。虽曰游行是和平、理性，也要付出若干“牺牲”。 (博讯 boxun.com)
第二，这次游行，是在中央政府经济上大力支持香港之后，香港经济开始恢复增长、失业率有所下降；而且主管香港事务的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宣布中央政府与香港民主派并没有冲突之后。但是香港市民没有忘记香港自由民主的核心价值，没有因为眼前的利益而忘记中央政府解释基本法、封杀普选与逼走电台“名嘴”的强暴行为。而且对中央政府的“忽然善意”还有疑虑，需要进一步观察。因此还需通过游行明确表达自己的诉求。
第三，由于中央政府的威胁利诱，香港民主派内部发生分化。其中有坚持原则下策略的变化，然而也有放弃原则的妥协。民主派的分化当然也会影响支持者出现分化。其中最明显的是对“还政于民”这个口号的态度。北京认为这是“港独”的口号，然而如果放弃民众当家作主的诉求，还算是民主派吗？结果“还政于民”的口号还是游行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口号，避免了以“还（回乡）证于民（主派）”取代“还政于民”的危机。
第四，这次游行进一步体现香港和平、理性、多元的政治文化。同去年反对当局硬性为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不同，因为北京在最后关头释放了若干“善意”，所以游行队伍少了愤怒的情绪，而是有多样的口号、多样的表情；也少了大横幅标语而多了个人参与者自己书写制造的标语，不但增加了许多诉求，也多了幽默感。多元化并没有影响参与者的凝聚力，反而创造了“兼容并包”的好经验。
第五，中共对香港媒体的长期统战，在这次游行前夕发挥了作用，除了中共喉舌之外，报章上出现不少伪装中立或似是而非的论调，颇为蛊惑人心，例如不能刺激中央呀，最要紧是抓经济工作呀，稳定压倒一切呀，七一回归应该要庆祝呀，等等。特别是在曾庆红放软身段以后，香港土共们搞不清中央葫芦里卖的甚么药，所以立刻也收起恶形恶装和泼妇骂街的样子，这种欺骗性的论调就更多了。但是香港市民没有被误导。
对这次游行，特区政府和中国政府都采取贬损的态度。由于香港特区政府事先预测会有二十万人参加游行，所以警方宣布只有二十万人参加，当时是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但是游行队伍最后一批离开维多利亚公园时已经快六点，最后在中区解散是夜里七、八点，但是警方数字再没有更改过。这是中国“数字政治” 对香港的影响，例如中国计画今年经济增长8%，年尾一定在这个数字的上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预测都没有这样准确。政府数字的毫无公信力，有一例为证。今年四月十一日香港市民的反对释法游行，主办单位统计有两万人参加，政府为了贬低游行规模，隔了两天以后突然发表新闻公报说，特区政府的中央政策组委托了一间专业研究机构，就周日游行人数进行统计，希望准确知道以游行集会方式发表意见的市民人数。这是政府第一次这样做，颇引人重视，然而他们公布的游行数字是7627人，这样精确的数字使人哗然，被挖苦为“专业做假”。经过调查，几个专业机构证实政府找过他们，但被拒绝，不知道最后找了甚么人。而为了配合做假，警察故意指引游行队伍绕弯路、走难路，在市民拒绝听从而自行走直路时，当局就在没有人愿意走的地方设点统计人流，人数自然少了许多。而中共喉舌的大公报，更胡说这次游行只有十六万人参加。
游行结束时，特首董建华召开记者会，声称市民的意见他都听到了，还吹嘘过去一年政府是如何改进工作的。但是北京直接插手香港的政务，证明特区政府已经“靠边站”。所以这些话同他以前讲的一样被视为废话。当记者要提问时，董建华以“夜了”拒不回答，匆匆而去。
新华社开始报导游行时，连升旗等庆典活动一起报导，使人误以为是庆祝游行，因为没有报导游行的诉求，也没有游行的人数。后来转发驻港机构中联办的声明，认为有的游行口号有问题，自然是那“还政于民”，不过如果连北京的中央人民政府都害怕香港成立普选产生的人民政府，那不是意味着北京那个人民政府是假人民的名义吗？
接下来，九月十二日将举行香港立法会选举。北京如何应对这次游行，对选举结果也会产生影响。
《台湾日报》(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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