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妻子和我都是法轮功修炼者。从1995年修炼法轮功开始，我们有了健康的身体，轻松愉快的生活态度，温和宽容的处世方式，体会到修炼真、善、忍为内心带来的无比光明和喜悦。今天我高兴的看到，法轮功在加拿大也受到欢迎和称颂，得到政府的褒奖，越来越多的加拿大人正步入法轮功的修炼行列，成为我的同修。
然而在中国，只要修炼法轮功就会被绑架送入洗脑班、看守所、劳教所、精神病院、监狱，遭受从肉体到精神的摧残，甚至被谋杀、被夺去生命；不计其数的法轮功学员被迫流离失所，与家人朋友失去联系，生死不明；更多的人因为修炼法轮功而被迫失去学业、失去工作、失去生活保障。在江氏集团从1999年7月到现在整整五年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中，人类的基本道德和良知遭到灾难性的打击，中国民众一直被笼罩在一片恐怖之中。
我曾经是一名高级工程师，在北京钢铁设计研究总院工作期间，参加过多项国家级、部级重点工程的设计，多次被工作单位、冶金部授予先进工作者、科技标兵、设计质量优秀个人等称号和奖励，所承担的工程项目也获得过国家优秀工程设计金奖、科技进步奖等。后来又被中国建设部注册工程师管理委员会选中，到执业资格注册中心，从事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考试的命题和考试管理工作。由于善于协作，乐于助人，工作能力和责任心强，一直受到同行和同事们的赞许和尊重。虽然我兢兢业业为国家奉献着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却因为信仰真善忍宇宙真理、并坚持修炼法轮功而遭受严重迫害。
2000年3月4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夕，我妻子去天安门广场为法轮功请愿，结果迟迟未归。下午我去找她，一进广场，过来便衣问我是不是炼法轮功的，我只是回答了一声“是”，就见警车冲过来，一个武警跳下车来抓我，恶狠狠的喊着“炼法轮功的不是人”，我被几个人强行绑架，非法拘留了两周，关在北京市宣武区看守所。释放后，在建设部党委的压力下又被工作单位软禁一星期，不能回家，每天强迫观看污蔑大法的材料和电视录像。2000年7月21日，我被突然闯进办公室的国家安全局官员强行绑架，并且被抄了家和办公室。这一切的发生仅仅因为我在几天前给一些朋友和同事邮寄了法轮功真象的信件。几年后我才得知，当时我在邮局发信的过程早就被安全局的特务非法跟踪和录像，甚至在我已被国家安全局抓走后，紧接着又有某某公安局等两家的人相继扑到办公室来抓我，说是为了争着立功，多么荒唐、丑陋、邪恶的表演！随后我被逮捕，几个月后被北京市海淀区法院非法判处三年六个月的监禁，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
本来我是可以避开这场灾难的。2000年7月8日，我和我妻子移民加拿大的申请已经得到了批准，我们完全可以马上离开迫害信仰的中国大陆，来到加拿大获得个人自由。然而，在中国，利国利民的法轮大法被恶毒诬陷，正法修炼遭到无辜镇压，江氏操纵的宣传机器混淆是非，黑白颠倒，铺天盖地的谎言在欺骗世人，毒害世人，不论是作为一个修炼真善忍的大法弟子，还是出于一个人的起码良知，我都有义务向世人讲清真象，揭穿迫害者的谎言，还法轮大法的清白。再说，公民的通信权利本来是中国宪法赋予并得到保护的正当权利，我以信件的形式讲真话，合情、合理、合法，完全是为他人着想的善举。
然而江氏统治集团却无视国家宪法，凌驾于法律之上，并且操控国家机器迫害法轮功。为了给我定罪，我的正当行为被检察院恶意诽谤为“企图制造社会动乱、破坏中国改革开放十几年来取得的成就和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种陈词滥调和文化大革命如出一辙。迫害开始的最初阶段，司法部门不许律师为法轮功辩护。后来，为了欺骗国际社会，名义上又允许法轮功学员请律师，然而有正义感的律师会因为替法轮功鸣不平而遭到威胁，丢掉饭碗，有利于法轮功学员的任何辩护理由都会以所谓“无法律依据”而“不予采纳”，而由法庭指定的律师大多是为协助定罪而安排的。
起初，我妻子费了很多周折为我找到一位正直的律师，但后来他却没有机会为我作辩护了，因为他曾为另一位法轮功学员做过无罪辩护而没有通过律师的年度检查，从而失去了执业的资格。我妻子不得不重新找律师。第二位律师了解了我的情况后，答应为我作无罪辩护，但此后发生在他身上的事使他改变了主意。他接受了我的案子以后，公安部门到他的家乡对他和他家人作了全面的调查以确认他是否和法轮功有什么关系；在他和我妻子一次谈话后，他的汽车不见了，他向公安部门报案后，第二天就找回了汽车，车上什么都在，唯独少了我妻子委托他捎给我的信。他感觉他被人跟踪了。他抱歉地说，他也有妻子、儿女，他不能为我做无罪辩护，只能是尽量做减轻刑罚辩护。2000年12月5日上午9点，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对我进行了所谓的公开审判。这个公开审判只有8个旁听席，一开始连我妻子都不让进，经律师交涉、协商后，法官才允许她进入，但条件是我妻子不得讲任何话。一进去，她便发现安排在她左右两侧的人是专门监视她的。法庭上，我的必要陈述被法官打断，而在庭审记录中我讲过的话又被省略不少。当我的律师指出国家安全局在案件侦察程序中有非法行为、侵犯了公民的通信自由时，法官回答说安全部门采取什么手段这是国家机密，不存在非法不非法的问题。庭审被匆匆结束，因为紧接着在11点还要在这同一间屋子里由同一些人审理另一个法轮功学员朱柯明的案子。整个过程都是在走过场，因为我的刑期在开庭前早就定了。法官对我说，法律给了你权利，你可以去中级法院上诉，但是没有用的。我不信法律会如此不公，如此儿戏，就申请了上诉。没想到，中级法院甚至没有开庭，在问了我几句话后，就“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了。
在将近1280天的牢狱中，我遭受了江氏集团对我从肉体到精神的双重迫害。我有两周被关在北京市公安局七处，和杀人犯关在一起。其它六个多月被关在北京市海淀区看守所，每天和犯盗窃、抢劫、吸毒贩毒、嫖娼的关在一起。监号仅十几平方米大，却常常关押着二十八九个人，空气污浊，被褥肮脏不堪，卫生条件极差。夏天闷热冬天阴冷，吃喝大小便全在屋里，就好似居住在厕所里。连续几个月关在黑屋子里见不到太阳。警察安排四人围坐在我前后左右，我被胁迫按双腿并屈的固定姿势整天坐在硬板上，动一动就会招来拳脚，几个月里因久坐压迫使坐板的皮肤溃烂，脓血与内衣经常沾在一起。恶劣的条件使我染上了疥疮，浑身刺痒难忍，夜里无法入睡。2001年元旦，在前一天被犯人浇过冷水后我开始发高烧，左侧腰胁内剧痛，不能正常呼吸，接着出现胸腔内灼热疼痛，无法卧床睡觉，每天夜里都在反复变换着姿势减轻疼痛。后来全身浮肿，面部鼻梁、眼眶周围化脓，并出现夜间大量盗汗脱水等现象。尽管被同号的好心人几次扶进医务室，但医生只给我打过一次退烧针，以后就不再理睬，从未做过正规的医学检查。就这样我在高烧、疼痛和勉强的呼吸中度过了在看守所的最后45天。临近下监狱的前一周，警察来到关着的监号门口，从门板中间的小方孔里塞进一张纸，强迫我在上面签字按手印，但不让看内容。这是一张印刷的调查问卷，上面已经清清楚楚、堂而皇之地写上了标准答案，即签字人申明“在看守所一直受到良好待遇，没有被虐待过，生病能得到及时治疗”。这是多么赤裸裸的谎言！就这一张纸，签过字、按过手印的“申明”，不知要欺骗多少人，掩盖多少黑暗，制造多少罪恶！而我从被抓那一天起直到释放，见过多少这样造假的材料！
在看守所最让人难熬的是自己亲眼目睹同修遭受毒打。在此期间，陆续有几个来京上访被拘捕的外地同修被送进同一监号，他们都被监号里的流氓恶棍野蛮殴打，当时的惨烈场面至今令我痛楚不已。只要一进来，流氓们就扒光学员的衣服，一盆一盆的浇刺骨的冷水；用牙刷把儿狠命的戳划学员的肋骨，学员难受呻吟时，流氓们便爆发出满足的淫笑来。他们强制学员长时间做所谓的“飞机”动作，即令学员面墙而立，弯下身子头冲下让后背紧贴在墙上，然后两只骼膊向上平行举起来也贴着墙，一动不动的站着，时间长了动作一走样，流氓就会过来施以拳脚。由于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实行株连政策，为了使自己的和平上访不连累单位、社区，许多法轮功学员被抓后不报姓名和住址，结果却遭遇了更加令人发指的暴行。有一天，一个河南口音的学员被抓进来，警察拷问不出姓名后把他交给犯人，十几个犯人一拥而上，蒙上他的头疯狂暴打，学员倒在地上半天才缓过来。学员仍然不说姓名，流氓们气急败坏，把学员拖到茅台上，反拧他的骼膊，把他踹跪在茅坑前，用脚把学员的头脸冲下踩进茅坑，然后把水龙头开到最大，顷刻间学员的脸就被淹在水里。流氓们脚踩住半天不罢休，窒息的学员差一点被他们弄死。目睹这样的暴行而无法制止，一种深深的罪恶感压在我的心头。目睹这样的惨景，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而精神不崩溃。从女号那边经常传来法轮功学员被强行灌食时令人撕心裂肺的惨叫声，让人无时不觉得这里就是人间地狱。
法轮功学员在看守所里所遭遇的折磨，在所有我看到的情况中，都是警察为了让他们屈服，指挥或授意在押的其他犯人对他们进行疯狂的暴力发泄。其实，每个监号里都装有监控器，里面发生的任何暴力事件都在值班警察的监视之下，而且看守所明文规定不能打人。警察总是和在押人员中最凶狠的恶棍互相勾结、利用，折磨法轮功学员。通过利用这些恶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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