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戏曲学院
现在北京有个中国戏曲学院，其前身为中国戏曲学校，中共建政初期，在田汉创办的四维剧校的基础上建成。京剧名家王瑶卿、萧长华先后担任校长，中共戏曲教育家史若虚任副校长兼党委书记。该校是以培养京剧演员为宗旨的中等学校，近年才升级为高等艺术院校。自六十年代以来，活跃在京剧舞台上的著名演员，如杨秋玲、刘长瑜、李维康等，均为该校的毕业生。一九五一年四月成立的中国戏曲研究院，是在中共文化部直接领导下的研究机构，名义上由梅兰芳、程砚秋担任正副院长，实际上是由中共戏曲理论家张庚任常务副院长兼党委书记，是真正的负责人。到了一九六○年，该院深感戏曲理论、创作人才后继无人，便以中国戏曲学院的名义，创办了戏曲文学系专业，参加全国高等学校统一招生，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了一班学生。这个中国戏曲学院戏曲文学系，只招了这一届，以后再也没有续办，所以可说是空前绝后的。
初识才女章诒和
大约在一九六二年，中国戏曲研究院的一位友人，将他们以中国戏曲学院的名义创办的戏曲文学系里几名学生的“写作实习”课的课堂作业，拿来给我看。这几篇“写作实习”课堂作业，实际上是以三千字为限的散文。我看着这几篇散文，深深为其中一篇以作者童年在香港生活为素材的作品所打动，看得出的确与手中的另几篇不同，已经显示出“小荷初露尖尖角”的出众才华了。
我看了一眼作者的署名，自语道：章诒和。
还没等我问，友人便加以注解说：“章伯钧的女儿！”
我当时不禁一怔，暗忖：这位年纪轻轻（据说她是四二年生人）的才女，她的特殊身世──章伯钧的女儿，在当时的大的社会环境下，命运将一月定是多舛的。
才女因身世挨整
不久，听说这位才女毕业后被分配到四川省川剧院去了。
一九六二年九月、十一月，六四年六月，毛泽东对文艺问题发出了一系列莫名其妙的批示、指示。一九六四年下半年，周扬等人便在文艺界搞了一次整风运动，也就是江青一伙称之为的“假整风”。其实，“假整风”一点也不“假”，整起人来真刀真枪。
章家这位才女被分配到四川省川剧院，名义上是安排在艺术研究室工作，实际上是既未搞艺术，也未搞研究，只是在剧院演出时去放字幕幻灯，这实际上不过是打杂罢了。不过，运动一来，她却首当其冲，惟一的罪名便是她的身世，因为她是章伯钧的女儿。当时，剧院忽然到处贴出了一幅幅醒目的大字标语：“打倒头号大右派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
陷于极端痛苦之中的章诒和，只好写信给远在北京的她敬重的康同璧老人（康有为之女）。这一情节上（诒和在她的《往事并不如烟》一书中的《最后的贵族》中有所陈述。
当年，在一个极其偶然的机会，我曾读到了她致康同璧老人的这封信。这封信倾诉了她心灵深处被整的痛苦，这既应验了我当初对这位有着特殊身世的才女，在这该诅咒的社会，命运肯定会坎坷的担心，也应验了当初我看过她“写作实习”课堂作业后对她“才女”的评价。迄今已四十年了，可我仍记得她在这封信中，除了倾述自己的痛苦心情外，也描述了当时在运动中人整人的情景。她写道：“白天的那些‘白眼’，现在已经全闭上了”，“白眼”指的是那些整人的人对她这个挨整的对象所投来的歧视的目光。
文艺“假整风”之后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运动之初，全国文艺团体造反派当家，也仿效学生，搞起大串联来了。各省级文艺团体以看大字报为名，纷纷造了反，乘火车来到北京，去3*、文化部、中国文联看大字报（有的索性就住进了文化部大楼）。
这时，章诒和似乎也有了一阵宽松，也跟着回到北京来串联，可是，她有家不能回。她在《最后的贵族》中，写她父母怕家中被“砸”使她受牵连，嘱她暂时寄居到东四十条的罗（康同璧老人）家。后来她又不得不回到四川的单位。
囹圄之灾
大概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她开始与剧院的一位乐师恋爱了。这位多情的乐师对她的爱情十分坚定，既不嫌弃她是“黑五类”的女儿，也不惧怕她随时可能挨整的命运。两个相爱的人，最后终于结合在一起了。但是，不久章诒和在四川被扣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而被捕入狱。在那个年月，残酷的政治环境不仅破坏了他们甜蜜的爱情生活，还造成了她家破人亡的悲剧。大概正是因为章诒和被捕的消息传到北京，致使章伯钧受到刺激而病倒，送到医院，医院因为他是大右派而不予抢救，章伯钧就这样与世长辞了。
那时，我不断从四川友人那里得到章诒和的消息。章诒和被捕后，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被判处二十年有期徒刑。章诒和在狱中生下了女儿。她的丈夫每到探视时，必带上牙膏、洗衣粉之类的日用品去看她。
到了七十年代末期，正值胡耀邦主政，大力推行平反冤假错案。章诒和的母亲李健生女士，在北京多方奔走，终于使章诒和一案的平反和调回北京有了一线希望。但，就在临近章诒和平反的前夕，她的丈夫闻讯之后，由于兴奋过度，心脏病发，悴然逝去。
章诒和平反时，刑期已过半，她整整坐了十年大牢。
后来，我在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六月雪───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一书中，曾读到章诒和的一篇题为《越是崎岖越坦平─回忆我的父亲章伯钧》的答记者问的文章。她在回忆自己的坎坷一生时，除了说自己一直受着政治压力与社会歧视，也沉痛地说：“文革中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刑二十年，坐牢十载。父亲殁于被捕之初，女儿生于囹圄之内，丈夫亡于平反之前……”
血泪熔炼了她的灵魂
章诒和在这篇答记者问中，说：“生活搅拌着血泪，血泪熔炼了灵魂。我对这样的人生并无怨悔，反觉自己有幸出自于这样的家庭，非常珍惜它。”
章诒和平反并被调回北京后，安排在中国戏曲研究院工作，现在中国戏曲研究院已被合并为文化部所属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戏曲艺术研究所了。
按内地的规定，一九四二年出生的章诒和，在一九九七年就退休了。
章诒和退休后，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她的血泪，熔炼她的灵魂，真正做到浴火重生，使她作为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受害者的代言人。她写出的《往事并不如烟》，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
她以中国头号大右派章伯钧的女儿这一独特的身份为视角，描述了她的父辈───父亲章伯钧、母亲李健生和父亲的友人章乃器、罗隆基、储安平等人的遭遇和命运。
她的父亲和她父亲的一些友人，应该说是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国的精英。当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中国正面临一次改朝换代的际遇，中国的那一代精英，都面临着一次命运的重大抉择。那时，有些精英是坚决反共的，也有些是亲共和追随中共的，但更多的人是恐共和避共。反共的精英，当然逃离了中国大陆，去了香港、台湾或海外；那些亲共和追随中共的人士，则留在或从海外赶回了大陆：但恐共、避共的人们，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有机会逃离大陆，更多的人只有无奈地成了被解放者而留在了大陆。章诒和的父辈们正是选择留在大陆或从香港、海外赶回大陆投奔中共的亲共、追随中共的人士。后来的历史证明，这部分人大都陷入了毛泽东暴政的迫害之下，尤其是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中，这些人几乎都成了知名的“大右派”。
反右运动受害者的代言人
今天，浴火重生后的章诒和，就像丁子霖成为“六四”受害者的代言人一样，成了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受害者的代言人了。
时至今日，内地、香港和海外，已出版了不少有关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的著作。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与所有这些有关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的著作不同、别开生面之处，就在于作者的独特身份、独特的视角，使她更真实、更生动地成为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受害者的代言人。
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时，章诒和不过是一位年仅十五岁的少女，她所目击、耳闻和亲身经历的反右运动，当然并不全面。为了弥补这一不足，作者搜集了大量的史料，与自己亲身的感受，结合起来写，这既是本书的特点，也是这部书读起来更真实、更生动的原因。
《最后的贵族》
值得一提的是，在《往事并不如烟》这本书中有一篇《最后的贵族》，作者后来将这篇作为香港版的书名，可见作者对这篇是十分偏爱的。
的确，章诒和在《最后的贵族》中，把与她接触、交往的罗家（康同璧）母女，写得栩栩如生。从康同璧、罗仪凤母女的音容动作、待人接物、性格风貌、生活习惯，到东四十条罗宅庭院的花花草草，每一具体的细节，她都形象地捕捉到，并形象地储存在记忆中了。作者在《最后的贵族》一文中所展现的才华，不止是文笔的流畅和文采的华丽，更能看出她十分难得的捕捉形象和记忆形象的特有的本领。
不过，关于《最后的贵族》，我还有一些疑问想在这里说一说。
当我读过《最后的贵族》之后，首先在我脑海里闪过的是，几年前我曾读到过的一篇回忆录（可惜的是我已记不得它发表在哪里了），其中提到在三年大饥荒的困难时期，中共的统战部对几位已被划为大右派分子的民主人士不放心，为了掌控他们的思想、动向，于是便利用康同璧老人，由她这位政治色彩不强的人士出面，有意与这些大右派交往，每周在她家里搞一次聚餐，云云。这与章诒和在《最后的贵族》中所描写的康同璧主动来与章伯钧结识交往，没有把他当右派看待，令章伯钧感激万分，还每周周末都请章伯钧夫妇、罗隆基等知名大右派聚餐，相当吻合。难道康同璧当时之所以那样做，是统战部给她的任瘢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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