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们通常都把上世纪50年代的反右派斗争视为是1957年的事，有人曾称之为"
沉重的1957"。其实，反右派斗争是1957年发端的，但到1958年并未停止。根据1957年9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反右派"必须克服温情主义"的指示精神，全国各地仍继续大抓右派，一直延续到1958年，斗争规模比1957年毫不逊色，当时称为"反右补课"。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就是在1958年被"补"进右派行列的。
人民日报社也不例外。1958年又抓出了包括副总编辑黄操良(已自杀)、国际部西方部副主任胡骑等一批右派分子。我这个驻上海的记者，也名列其中。
1958年深秋，我凄怆地离开北京，和青年作家蓝翎等一起被送往河北唐山柏各庄农场劳动，改造思想。车站上凄凄清清，我的弟弟谷斯涌赶来为我送行，带来了亲人的一丝温暖。
柏各庄农场是在一大片盐碱荒滩上新开辟的一个规模很大的国营农场，我和蓝翎等几个同行人，被分配到农场的三分场，农场工人都是附近各县的青年农民。先后来到三分场的右派共有28人，与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工人们都很淳朴，对我们这些老右毫不歧视，甚至还多少有些同情，在劳动中对我们十分照顾，使我很快消除了走入一个新环境的陌生感。
我不是劳动人民家庭出身，从小没有干过农活，虽说在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中也种过菜，担过水，劳动量毕竟是轻微的。而农场则大不一样，那里主要种水稻，又是在盐碱地上大面积的种植，劳动量很大、很累。干了一天活，傍晚回宿舍，人就如同瘫了一样，倒在铺上不能动弹，连饭也不想吃。农场干部看我们实在不行，就把一些体弱的人调去干轻活，比如稻子割完后让我们在后边拾散落在地上的稻穗。这在农村是妇女儿童干的活，看起来轻松，实则不然，整天弯着腰干活，一天下来，腰仿佛断了似的痛，只能一拐一拐地勉强走回农场。我不但干活不熟练，还有一个致命弱点，就是干活动作缓慢，这也让我吃了苦头。一次，队上的干部把我们带到一片新割的稻田里拾稻穗，他说今天拾稻穗要开展一个竞赛，一人一大块，看谁拾得又快又好。在农场劳动期间，谁不想力争在竞赛中获优胜？这可是关系改造前途的。于是，人们都争着往前赶。有一个同伴拾得最快，简直像小跑似的往前冲，把大伙远远甩在后边，拾的稻穗堆起一大堆。我使出吃奶的力气向前追，腰酸痛得好像要断了似的，也不敢伸一下。可是这样依然赶不上，眼看距离越拉越大，被远远地甩到了后边。同伴中多数人已经把自己那块地的稻穗拾完了，站在地头擦汗休息，我还呼哧呼哧地在那里拾个不停，足足比他们晚了好几分钟才算拾完，走到地头，人都不能动弹了。队长走来逐块检查验收。我原以为冠军肯定属于那个拾得最快、手脚麻利的同伴。不料队长指出，那个最先拾完稻穗的人，快固然快可是拾得不干净，地里丢下了不少稻穗，光图快不顾质量，不能表扬，还要受批评。我拾的这块地，慢是慢了些，但拾得干净，没发现丢弃的稻穗，因此免于批评。这使我如释重负。
我们这些只会舞文弄墨的知识分子，来到农场以后，一些重头农活实在拿不起来，比如挖排水渠、割稻、插秧等等，怎么也赶不上那些年轻力壮的农工。有一段时间，我被调到农场的菜园劳动。在局外人看起来，在菜园里侍弄那些白菜、西红柿之类，是最轻松不过的了。其实完全不是那回事。在菜园里劳动，一要懂技术，心灵手巧；二要有长时间蹲在地上不伸腰的功夫。这两者我都不及格。尤其是那"蹲功"不过硬，把我弄得狼狈不堪。我在地里干活，蹲上半个小时，腰就痛得支持不住，只好站起来喘口气，伸伸腰。如此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蹲下去，自己看看也实在不像样。带我们劳动的菜把式是个好人，他看着我这副模样，只是叹了口气，并不批评我。和我一起劳动的右派同伴里，有几个都是自小在农村长大，干过农活，既有久蹲不起的功夫，干活又麻利，我只能自愧不如。
二
说实在的，从事体力劳动固然累乏，但是倒头睡上一大觉，第二天体力也就恢复了。像我这种从未参加过体力劳动的人，在劳动中体会人生，改造自己的思想，多少还是有些自觉性的。在农场里最折磨人的，是没完没了的所谓思想改造。
分工管理我们的干部在会上说："你们到农场来是改造思想的，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对罪行必须心服口服。"他给我们规定了几条制度，一个星期开几次学习会，汇报思想，月末要作改造小结，到年底写改造总结；要相互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反改造的言行要展开毫不容情的斗争。这样，干了一天活，已经劳累不堪，工人们都呼呼地睡了，我们还经常得硬撑着开会，尽管眼皮子打架，也不敢打瞌睡。后来，为了开会方便，干脆把右派集中起来住在一起。
分到三分场的28个右派，大体上是两部分人，一部分来自各中央直属机关，包括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央机关事务管理局、中央监察委员会、《人民日报》、《中苏友好报》等单位。还有一部分是文艺界人士，他们人数较多，其中很有些大名鼎鼎的人物，如所谓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二号人物陈企霞，因《电影的锣鼓》一文而获罪的电影评论家钟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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