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原路的西段开往东段，对于东段，朱文琪的微词是显见的，那是每个来自西段的人的同感。这条马路，以乌鲁木齐路为界，东段的气质是市井的，原先这里有一座颇有名气的菜场，在那里能买到不少其他菜市场买不到的高档吃食。现在菜场早已撤离，但菜场那种喧闹嘈杂的气氛还未完全褪去，马路两边的小店也带有菜场的余韵。西段则幽静许多，住宅以老公寓与花园洋房为主，许多精彩曲折的故事都深锁在一座座看起来无奇的房子背后。
朱文琪的家就在西段。去年圣诞节前，第一次采访她，她在电话里告诉我，五原路最大的那扇铁门后面就是她家。亲眼见后，才知道为什么我一定不能迟到，因为她的住房离铁门有十米，如果没有约好，任我在外喊破喉咙里面也是听不见的。和朱文琪断断续续地保持了一年的联系，也断断续续地了解了她的故事、她的父亲、她的家族。
我的父亲
老上海最大的私有钢厂厂主朱恒清
那扇铁门背后，是一幢白色三层的楼房，墙面上清楚可见“文革”时期的大标语，楼前就是一座花园，旁边是个葡萄藤架，花园与墙外几幢八九十年代的建筑紧紧挨着。铁门里已没了往日顾盼流连的风致和雍容淡雅的仪态。朱文琪告诉我，原来的花园比现在大好几倍，大门是开在前面的复兴西路上的，花园里还有两个网球场。
朱家老楼原来是意大利的总会，当时只有一排一层的平房。抗战爆发后，意大利人撤出了上海，父亲朱恒清就买下了这块地皮。后来在半闭钢厂的那段困难时期，父亲干脆把它租了出去。请人重新设计翻造了这幢三层的别墅，一直到1948年才建成了现在的这所房子。1949年正月，母亲陆英娣选了黄道吉日，一家人搬进花园洋房。在这个花园光景最好的时候，它只是周末让一家人来度假用的。他们家一直住在北苏州路那个中式大院里，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他们才搬了过来。
朱家祖辈是无锡的有钱人家，祖父朱士川是无锡荣巷镇朱祥巷人，到了太平天国时，一场大火烧了整个村子，朱家从此败落了。1902年，朱恒清生下来八天母亲就离开了人世，他从小由二姑母带大。而祖父朱士川在他七八岁的时候就离开了无锡老家，到上海来谋生。
1920年，朱恒清也到了上海，在亲戚介绍的源椿号里当学徒。当时所谓铁号并不是打铁的铁匠铺，而类似于现在的大、小五金店。那时上海的很多铁号都是无锡人开的。朱恒清学徒期满后，留在店里又干了一段时间，随后他就出来单干了。1930年，朱恒清开了一家店－－恒馀铁号，生意越做越大，店面由一间变成了两间，店址设在北苏州路608-610号，沿街面房做铺子，院子做货场，再往里一进院子是家人住的地方。老太爷朱士川就坐在店里帮忙看看店。他活了81 岁，1959年才去世。
1940年，朱恒清感到单纯经营铁号总是要仰人鼻息，看外国人脸色吃饭。于是在他的发动下，联合了几十家大小铁号，成立了茂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设厂于长寿路111号，设事务处于北苏州路670号。钢厂以轧铁、生产竹节钢为主，雇佣工人90余名，月生产量300 余吨，主要客户为交通部属下津浦、京沪、浙赣等铁路局、江苏省工部局，还有一些大的建筑公司、纱厂和各个五金铁号。这样既解决了自己内部销售需要，不再依靠进口，而且反过来变成了供货者。茂兴发展得很快，不久二厂又投入了生产。
朱恒清虽然是钢铁厂的发起人，但觉得自己资历不够，所以请张鸿勋出资做大股东出任董事长，朱恒清任厂长。随着朱恒清地位的逐渐稳固，他开始从各个小股东手里买下他们的股份。就这样最后，他手中的股份达到了近90%。他终于成为老上海最大的私有钢厂厂主了。
从一个小小的铁号老板，到老上海最大的私有钢厂厂主，朱恒清大字不识，朱文琪至今仍难以想象父亲是如何做生意的。她记得小时候有一次，哥哥开车去相亲，她哭着闹着也要跟去。爸爸哄她就带她一起去谈生意。“我只记得老长老长的一张餐桌，英国人和爸爸坐这头，我坐在那头。她吃着西式菜点，他们谈生意，父亲在做学徒时就自学了英语。后来才知道，在这个餐桌上，爸爸从外国人手里买下了三条旧洋轮，来拆取上面的钢板。”
上海沦陷后，日本人想吞并朱恒清的茂兴钢铁厂，朱恒清说什么也能不同意，就再缓兵之计把厂子组给别人经营。实在抵挡不过去了，他便遣散工人把厂子一关了事。1941年，日本人栽赃他和重庆方面做生意，把朱恒清抓了进去。两个星期后，妻子陆英娣托了关系用一包金条把他从牢里赎了出来。
就是这么一个活生生的朱恒清，奋斗了一辈子，最后给子女留下了这幢带花园的洋房。
豪门深宅
我的兄弟姐妹
64岁那年，朱文琪生了一场大病，头发一下子白了，至今还断不了吃药，但是看起来精神却是很好的。每天傍晚她都习惯一个人骑自行车在附近兜兜，她从小就在湖南街道长大，只熟悉市中心区域，对杨浦、虹口却是非常陌生。
朱文琪兄弟姐妹一共5人，现在四妹朱文瑶住在她的隔壁，三弟住在二楼。兄妹的生母陆英娣在1960年去世了，后母谢慧芬已经100多岁，住在三楼。白天去拜访朱文琪，楼里静悄悄的，没什么声音。仿佛一座没了精气神的宅子。
1938年，朱文琪出生在苏州河边的老宅，还在娘胎里的时候就跟着全家逃难。“我原来叫朱翠珍，翠珍这名字是爷爷取的，虽然俗，但富贵。后来我人小不懂事，嫌翠珍这个名字俗气，后母(那时她还是家庭教师)就给我改了名字叫朱文琪，文琪是不俗了，但就是苦了一辈子。”朱文琪从小就不像大哥、三弟和五弟那样得到母亲和父亲的更多眷顾。“父母常常争吵，但有一件事他们很默契，就是对儿子的偏袒，所以我的出生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多大的喜悦。”
母亲陆英娣娘家当时在太湖边上有十几亩的上好土地和渔塘，出身在父亲之上。"但是她也是吃了一辈子的苦，亲戚常说，每次来，她不是下在厨房，就是忙在院里。"朱文琪把母亲的照片摆在自己的房间里，照片上母亲丰润饱满，倒是有福气的样子，可事实偏不，"母亲是家里的第8个孩子，原来的7个由于各种原因都不在了，所以外祖父母特别宠她，也把她宠出了一身倔脾气。"自记事起，父母的争吵声就经常在五兄妹中间响起，也许正因为这样，后母有了机会。
相比叙述朱文琪的家事，比叙述朱文琪的父亲生平让人觉得更难以下笔。豪门深宅中，故事的久远、深刻牵引着难以动笔，另一方面，故事中涉及的所有人除了父母都依然健在。朱文琪在叙述这段往事时，眼睛经常是湿润着的，我尽可能隐去一些，希望尽可能地不要伤害到这家人。但，对于后母，偏是逃不掉的核心故事。" 后母谢慧芳原来是我们的家庭老师，母亲在世的时候，父亲就想娶她做小。解放后，父亲只好找各种各样的由头发火，但是母亲的脾气也很倔。直到母亲去世后， 1963年5月，后母进门了。为此父亲还订做了全套的红木家具，放进了他俩居住的三楼。"到1966年11月，朱家全部被扫地出门。谢慧芬也在12月与朱恒清划清界线离婚。
在那样的家庭里，儿子是负有沉重的家庭责任的。而女儿的作用似乎没有这么重要，相反地，对于这个家，如果没了物质上的追求和株连，注视的角度会相对清醒。"父亲的钱多得自己都搞不清楚，除了钢铁，父亲地产就有多处，当年他一口气就买下了宁波路204号的一座银行大楼，山西北路上的两条弄堂：怀德里、怡兴里，母亲悄悄告诉我，那是父亲买下来作为我和我四妹的嫁妆，还有苏州河边的老仓库等等。1950年，父亲从英国人手里买了位于杨树浦路的祥泰木行的码头，差不多同时，还从荣家手里买了500亩地，"朱文琪回忆说，"记得那年我三弟满月，爸爸在北京东路一家饭店摆了整整100桌，请客就吃了三天。"
“小时候，我其实很男孩气，好打抱不平。家里老四也是个女孩，那时又小，老是被老三欺负，不是抓她头发，就是掐她骼膊，这个时候我总是冲过去保护她的，把他好好教训一下。”
“'文革'期间小弟弟得了盲肠炎，需要86元医药费。看到这个数字我人也昏了。当时我先生一个月的生活费是15元，我是40元，我们还有两个小孩要养活。那时多亏我单位的工会主席偷偷给了我20元。还有我的三弟和四妹，一个在新疆，一个在江西，他们每个月都给我寄钱。新疆太空旷，三弟常常要赶100多里路才能给我汇上一次款。那时，每个月这几十元钱对我们来说真是太重要了。”
1982年，“文革”结束，谢慧芬与朱恒清复婚，朱文琪一家终于搬回了五原路。那种物是人非的苍凉，印证了这所房子。一进家门，顿时傻了。好好的一所房子，只剩下了一个空壳子，家具都空了，固定在墙上的壁橱搬不走，但是抽屉也都被抽走了。原来花园的南部也被盖起了一栋六层的工房。
1986年，父亲朱恒清因病去世了，一代老上海钢铁大王得的并不是器质性疾病，却是营养不良。虽说是难以置信，其中牵扯的家族渊源又岂是一两句能说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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