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必须谈到一个人－－阿甲。
延安欢迎会上的《游击队员之歌》
阿甲，1907年出生于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湟里镇一个教书先生的家庭，原名符律衡，曾用名符正。
阿甲小时候在家乡就很喜欢京剧，经常在老人们的指导下学演古戏里的人物，也得到大人们的赞赏。
少年时的阿甲性情好动，喜欢听戏。曾在家乡不远处的大寺院“显亲寺”逗留过。该寺有一名高僧，禅号怀舟。别看怀舟是出家人，但却学贯中西，早年曾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对中国的京剧艺术情有独钟，虽居古寺之中，却潜心于中国的京剧研究。
阿甲十分崇拜怀舟，只要一有时间，便跟着他学习书法、绘画和京戏，逐渐迷上了京戏，常常是独自在家中，也要唱上几段。没有鼓乐，便将过去的漆皮枕头抱起来，自己独自用手敲打，边击边唱，声震寺院，引得许多僧人驻足静听。
1938年，阿甲来到延安，原想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政治或军事，投入民族解放的伟大斗争。一次活动中，无人会画宣传画，有人就找到阿甲，他因曾跟怀舟学过一些国画和书法，于是信手几笔，便算是完成了任务。谁知这几笔，却整个地改变了他的生活轨迹。
当时延安急需各方面的人才，美术人才更是奇缺，这样一来，就有人劝阿甲从事艺术工作，同样也可以为抗日出力。于是，阿甲便进了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决定以手中的画笔来为革命事业服务。
当时延安乃革命圣地，各界青年纷至沓来。来一批新同志，就要开一次欢迎会。在一次欢迎会上，阿甲为当时青年从军抗日的热情所动，情不自禁地上台，用京剧的“流水板”演唱贺绿汀创作的歌曲《游击队员之歌》，这种独特的形式，令人们顿觉耳目一新，掌声如潮。
人们如同发现了新大陆一样，一致认为阿甲的京戏比他的画还要好。接着他就被调进了鲁艺实验剧团所属的平剧(京剧)研究班，从此开始了以整个生命为代价的京剧事业。
“文化大革命”中，当年认识他的朋友们曾说，阿甲要是当时不出来唱那么一段京剧《游击队员之歌》，恐怕就不会今天被斗得这么惨了。
抗战烽火已燃遍全国，京剧作为一种旧的传统艺术，如何为民族的解放服务呢？阿甲深深地思考着这个问题。
1942年，阿甲出席了延安文艺座谈会。
在这次会议上，他聆听了毛泽东主席的重要讲话，作为一名身处抗日战争年代的京剧工作者，思想上起了质的飞跃。过去他曾认为，自己到了延安，全国上下都在积极参加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搞京剧艺术无法派上用场，还不如穿上军装，到抗日前线去。可是，听了毛主席的讲话后，他认识到文艺工作，其中包括京剧工作，在抗日战争中也同样是需要的，也可以为抗日战争出力。
阿甲的戏剧观从此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后来，他写了一篇有关京剧改革，服务抗战的长篇建议书。这份建议书由周扬送到中央书记处，受到中央书记处的高度重视。中央决定从延安的青年中先选拔一批有艺术才能的专门学习平剧。接着又从国民参政会所发的有关领导同志的差旅费中抽调2000元，由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购置了一份戏箱。
延安“鲁艺平剧研究团”正式成立后，阿甲担任团长。他除了组织演员们深入到部队、学校、机关和农村演出之外，还经常深入到战斗第一线去演出，受到了边区工农兵的热烈欢迎。1942年，鲁艺平剧研究团同贺龙领导的八路军一二○师战斗平剧社合并，成立了延安平剧研究院。毛泽东欣然为此题词：“推陈出新”。
阿甲是一个多才多艺的艺术家，他不但做导演，还亲自参加演出，做演员，有时还自己动手写剧本。他努力地发掘中国传统京剧中的精华，并开始尝试着将其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用以反映现实，反映民族所关注的事物，在困难的物质条件下，努力探索中国京剧艺术的发展新路。
他自己写剧本，将传统京剧《宋江》进行了改编，演出后大受延安观众的欢迎。接着他又改编历史剧《三打祝家庄》，并注入了新的时代气息，演出后的影响更是超过了《宋江》。这部剧中，阿甲不但亲自改编、写台词，同时还自己登台演出。以后又演了《逼上梁山》，毛主席看了演出之后，亲自写信祝贺，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1938年7月1日，为庆祝建党17周年和抗日战争一周年，延安举行了大型的庆祝活动。阿甲领导延安的平剧演员，自编、自导并参加演出了一部在中国现代京剧史上较早的革命现代京剧《松花江上》，这是一部用传统京剧艺术表现抗日战争的京剧。阿甲让古老的京剧，走上了抗日前线，在延安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人民群众的热烈反响，给阿甲的艺术创作增添了新的活力，接着他编写了反映抗日战争题材的又一部现代京剧《钱守常》。同时又参加了现代京剧《松林恨》和《夜袭飞机场》等的演出。
创作《红灯记》前后
1949年4月，阿甲随华北平剧研究院迁入北平。接着，中华全国第一次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阿甲当选为首届中国文联委员。此后，历任文化部艺术处副处长、中国戏曲研究院副院长等职。
1961年，阿甲出任中国京剧院副院长兼艺术研究室主任。
这是阿甲京剧艺术生涯的黄金时代。可是由于他生性倔犟，看不惯江青的所作所为，更不肯出卖一个艺术家的良心而与江青“合作”，使他遭受了一场难以想像的灾难。
从延安进北平之后，阿甲虽然后来担任了中国京剧界相当高的职务，但他从未停止对于京剧现代戏的探索。
他深入生活，了解党史，很快就创作了一部反映安源煤矿工人大罢工的现代京剧《安源罢工》。他不但自己亲自创作剧目，同时还在京剧界抓现代京剧剧目。
在阿甲的努力下，一批现代京剧被首次搬上了首都的京剧舞台。
1958年，中国京剧院根据同名歌剧《白毛女》改编成现代京剧，这使阿甲非常兴奋，因为歌剧《白毛女》当年在延安和解放区演出时，群众争相观看的热闹场景一直都铭记在阿甲的心中，将这样一部优秀歌剧改编成现代京剧，也是阿甲多年来的一个梦想，今天这个梦想终于得以实现。
为了演好这出戏，阿甲和郑亦秋一同担任导演。演员班子也经过了精心的挑选，由著名京剧演员李少春、袁世海等担任主演。
阿甲对于现代京剧的要求是严格的，在排练的时候，他要求李少春充分发挥中国古代京剧的传统技法，坚持“推陈出新”，同时又不要为传统的手法所束缚，大胆地放开手脚，去体会和把握剧中人物杨白劳在黑暗的旧社会里忍受地主压迫，屈服于命运，一开始不敢反抗的内心世界，将中国劳动人民千百年来所受到的压迫和剥削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京剧《白毛女》的演出给看惯了古装戏的观众们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加上许多著名京剧演员的精彩表演，体现了深刻的时代内涵，成功的演出一下子轰动了当时的北京城。
1964年，阿甲经过多年的积累之后，进入了现代京剧创作的顶峰时期。
这一年，在全国京剧现代戏的演出中，一部以后为全国人民家喻户晓的现代京剧同阿甲的名字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了。
在此之前，阿甲和翁偶虹成功地改编了现代京剧《红灯记》，接着又由阿甲担任导演，由著名京剧演员李少春、高玉倩、刘长瑜、袁世海担任主演，开始了对这部京剧的排练。阿甲将多年对于现代京剧的探索和研究的心血，全部用在了这部剧中。他精心地对整个演出进行了设计，对舞台进行了精心的安排，对许多唱词进行了在传统基础上的发掘。在他和剧组所有人员的共同努力下，《红灯记》在这一年的全国京剧现代戏的演出中一炮打响，引起轰动。
全国各大媒体相继对此作了报道，认为“京剧能不能反映现实生活与今天的时代精神，阿甲编导的《红灯记》作了肯定的回答”。
许多京剧界的同行和专家也都认为：“《红灯记》是京剧表现现实生活的里程碑”。
这部现代京剧也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的高度重视和肯定。
演出之后，全国各种戏剧几乎同时掀起了一股《红灯记》热，许多别的地方剧种也都向其学习，改编或上演《红灯记》，《红灯记》里的许多唱腔也顷刻之间遍布于大街小巷。
《红灯记》是中国京剧艺术家们共同努力的结果，阿甲在其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从此，阿甲的名字便与《红灯记》这部现代京剧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
《红灯记》公演前后，被此时在中宣 部艺术局任职的江青盯住了。1966年11月28日，江青在首都文艺界大会讲话时，就指使人点名诬陷阿甲“破坏京剧革命”，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1968年6月，江青在钢琴伴唱《红灯记》的座谈会上又一再地诬陷阿甲说：“阿甲这个人很坏，是历史反革命，又是现行反革命。”从此之后，阿甲就一直挨批斗，几乎天天都有，轮流在各个部门游斗。一个六十开外的老人，又患有高血压和冠心病，身体、精神都难以支撑。
就是这样江青还觉得不够，她还在有关的会议上一再地煽风点火。她说：“阿甲这个人不好斗，厉害得很，你们要狠狠地斗，每天斗。”
只可怜一个阿甲老人，苦心改编了《红灯记》的剧本，结果却落得个家破人亡。他的夫人方华也因此遭到了江青的点名，受到令人难以忍受的毒打，最后被迫害致死。江青将阿甲等原创人员抛在一边，自己组织力量对原剧本进行了一些局部的改动和压缩，一部新的《红灯记》便在江青的精心策划下开始出笼了。
1970年5月，江青利用掌握的舆论工具。在《红旗》杂志上全文刊登了由江青组织人所精心炮制的《红灯记》。一本党中央的机关刊物发表一个京剧的剧本，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事情。
为了给自己树立“政绩”，这期《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为江青鸣锣开道的文章，题目叫《为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典型而斗争》。这篇文章一开始就肆意地诬陷国家主席刘少奇以及陶铸、陆定一等同志，胡说什么他们镇压京剧革命多次失败之后，又通过反革命分子阿甲赤膊上阵，要把《红灯记》炮制成一棵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
如此一篇胡言乱语的文章是谁写的呢？原来竟是江青的“杰作”。她写好后又经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指点和精心批阅后才出笼的。
由此可见，江青一伙紧紧抓住《红灯记》不单是窃取别人的创作成果，同时也想借此来诬蔑和打倒党和国家的一大批领导干部，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为了防止阿甲拿出原作来对证，在发表这篇文章和剧本之前的1970年3月，阿甲的家里突然冲进来一群不明身份的人，对其实行翻箱倒柜的搜查，将阿甲所写的《红灯记》的手稿全部抄走，使阿甲的手里再无任何东西可以作证。
当年，笔者和许多善良的中国人一样，在狂热的样板戏浪潮中，看了一遍又一遍的《红灯记》，谁也没有想到这后面竟隐藏着如此令人难以相信的黑幕！
江青一伙自认为天衣无缝了，将阿甲在1964年改编的《红灯记》稍加压缩，就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
江青一伙将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的称之为新本，自称为是一本脱胎换骨的样本。同时将阿甲原来改编的剧本称为旧本，并说成是反革命分子炮制的大毒草。
可是，只要看到过阿甲原稿的人立刻就能发现，江青所搞的那个新本，其中有90%的唱词及艺术构思，都是从“反革命炮制的”旧本中抄袭来的。
198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此案进行了审理。
在法庭上，审判员问江青：“你是不是讲过林默涵、阿甲是反革命？”
对于如此一笔血债，江青冷漠地回答说：“不记得。”
法庭两次宣读和播放江青1970年7月3日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周扬专案组”工作人员时的讲话录音：“要审讯阿甲，要审讯林默涵这个反革命，叫他如实的讲，我要这个材料。阿甲这个反革命呀！他拒绝见我，六二年我给四个正副部长讲话，找了他，他不见我，要审讯他。”
听完之后，江青承认是她的讲话，但她仍拒不承认曾将阿甲打成反革命。
法庭通知阿甲出庭作证。
阿甲出庭，双目怒视被告席上的江青，列数了江青为着窃取《红灯记》的成果，对他实行的种种非人的迫害。
阿甲说：“江青为什么要把我打成‘反革命’呢？这里有一个《红灯记》的问题。在1964年，全国京剧现代戏汇演的时候，江青欺世盗名，夺取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劳动成果，据为己有，作为她篡党夺权的政治资本，我和京剧院的全体同志改编和演出的《红灯记》，是八个所谓样板戏中突出的一个，她当然不肯放过。本来嘛，一个改编的《红灯记》有什么了不起的啊！你拿去就算了嘛，为什么还要把我打成反革命呢？因为江青既要做‘披荆斩棘’的‘英勇旗手’，她就必须要捏造破坏京剧革命的对象……”
阿甲最后说：“江青，我了解你，不要看你过去地位很高。但是，你人格很卑鄙，灵魂很肮脏，心很毒，手段很残忍，格调很下流。我要求我们的人民法庭，对这样的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严厉地制裁，一丝一毫也不能宽恕！”
在阿甲咄咄逼人的证词面前，江青无言以对。
二十六年后，《红灯记》再现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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