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6日，美国伊拉克调查团首席武器检查员查尔斯•道尔夫向美国国会提交了《伊拉克武检报告》（全称：《美国中情局特别顾问关于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综合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历时一年多时间完成（2003年6月－－2004年9月），长约一千页，分六卷。第一卷：萨达姆政权的战略企图、第二卷：萨达姆政权的资金与采购、第三卷：导弹发射系统、第四卷：核武器、第五卷：伊拉克的化学武器项目、第六卷：伊拉克的生物武器。
第一次海湾战争结束后的十几年间，中共和萨达姆独裁政权关系日益密切。不惜置联合国决议于不顾，私下和伊拉克发展军事和经济往来，政治上逐渐沦为萨达姆在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传声筒和应声虫。对于国内民众，中共一直装出一副热爱和平、主持公道的假善人模样，大肆指责、诋毁讨伐独裁者的正义之战，把自己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图谋掩盖在重重谎言之下。解读该《报告》，可使我们对中共与萨达姆政权的幕后交易有更全面的了解，对中共政权的邪恶本质有更深入的认识。
文章的引文部分均由本文作者直接从英文《报告》译出。英文原文可到以下链接查询下载：http://www.cia.gov/cia/reports/iraq_wmd_2004/
2、第一次海湾战争以来的中伊关系
中共与萨达姆政权的军事和经济往来，似乎是随着萨达姆走向覆灭前的日渐疯狂而日渐密切起来。萨达姆主要是看中了中共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而中共则是看中了伊拉克的经济利益，同时也不否认有独裁者之间猩猩相惜的因素。
《报告》为我们提供了自由伊拉克行动之前几年间中伊关系的一些细节。萨达姆积极和中国交往，主要是为了通过中国来影响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社会。《报告》第二卷的《重要发现》一节指出：
“萨达姆试图扰乱联合国对于伊拉克的制裁，其中的重要一环就是竭尽全力地对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如俄罗斯、法国、中国，和一些非常任理事国（如叙利亚、乌克兰）施加影响，以结束制裁。在萨达姆的指挥下，伊拉克外交部制定、实施一系列战略，对上述安理会成员国和国际舆论施加影响，旨在结束联合国制裁，并通过外交和经济手段破坏后来的石油换食品项目。”（第2卷，第3页）
萨达姆影响中国的主要途径是通过向中国提供石油。《报告》第一卷的《认识萨达姆隐藏着的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企图》一节指出，萨达姆试图通过石油生产来控制中国等国家，进而来影响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社会。
“前政权试图用伊拉克的石油资源分裂国际社会，从1999到2001年，一次又一次地压缩或停止石油生产，试图以此影响起决策作用的安理会成员国，但这一企图并没有活动完全成功。伊拉克控制着出售石油和安排购进人道救援物资的全过程，充分利用了联合国监督不力的便利。为在联合国取得外交支持，前政权保证把石油合同优先给予中国、法国、俄罗斯的能源公司，以及其它对伊拉克表示同情的代表国家。”（第1卷，第56页）
由于物质利益的驱使和意识形态上的亲和，中国很快倒向伊拉克，在联合国力主早日解除对伊拉克的制裁。《报告》在《伊拉克外交部对联合国制裁的反制》一节中提供了这方面的信息：
“调查团认为，整个90年代，中国一直一方面主张解除对伊拉克的制裁，另一方面私下劝说伊拉克加强和联合国的合作。直到2000年10月，伊拉克方面仍在寻求中国的支持，以解除联合国对伊拉克的制裁。据新闻报道称，2000年11月，中国副总理钱其琛声称，中国支持伊拉克为结束经济制裁做出的努力，愿意为伊拉克问题的早日解决而努力。”（第2卷，第55-56页）
伊拉克也用同样的方法拉拢俄罗斯和法国。由于中国的影响力有限，萨达姆政权对中国并非毕恭毕敬，一旦达不到目的，伊拉克就翻脸不认人。2002年安理会将就限制向伊拉克进口物资举行表决，伊拉克风闻之后，派副总理阿齐兹访问中国，试图说服中国反对联合国的该决议。《伊拉克外交部对联合国制裁的反制》一节中还说：
“据外交渠道的报告称，中国总理朱镕基和副总理钱其琛于2002年1月27日到28日会见了来访的伊拉克副总理阿齐兹。据说，朱镕基软化了以前结束经济制裁的立场，对阿齐兹说中国愿意为早日解决伊拉克问题而继续努力，中国一直主张制裁问题应早日解决。中国也希望伊拉克加强和联合国的合作，改善和邻国的关系。”（第2卷，第55-56页）
伊拉克似乎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因此并没有因为中共多年来的袒护包庇给予任何情面：
“伊拉克间接威胁说，如果北京同意联合国对伊拉克的物资控制清单，就终止和中国的贸易关系。”（第2卷，第56页）
3、中国帮助伊拉克发展无线通讯
无线通讯或称远程通讯是与现代战争密不可分的指挥手段。联合国对伊拉克的决议中对无线通讯的种类和功能做出了详细限制，以阻止其发展威胁邻国和世界和平的现代化军力。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对于联合国的规定应该十分清楚，然而背后却放弃了作为一个大国的原则，和萨达姆政权来往频繁，甚至不惜冒着违背联合国协议的恶名，向伊拉克提供军用物资。
中国对伊拉克非法交易主要集中在无线通讯方面，《报告》有专门的一节《中国帮助伊拉克发展无线通讯》，介绍这方面的情况：
“无线通讯是中国公司和伊拉克一个频繁合作的领域。而无线电通讯技术既可用于民用又可用于军用领域。萨达姆政权用中国生产的电路板和光纤把静态指挥、控制和通讯基地联系起来。联合国的制裁条例限制伊拉克恢复远程通讯系统。因此此类现代通讯设备也在受限制之列，因为它们既可民用又可军用。伊拉克政权绕过了联合国的限制，在联合国的监督范围之外用现金购买或非法获取等手段获得了这些物资和技术。
1999年到2002年期间，一家中国公司非法为伊拉克提供未经联合国石油换食品项目部认定的传输设备和开关。报告指出，整个2000年期间，华为公司和另外两家中国公司大规模地参与了巴格达市区和周围的通讯工程工作，包括供应、安装无线通讯开关、十万条线路，并敷设光纤电缆。
2001年初，华为公司撤回一个价值3500万美元的移动通讯合同，借口是很难从一家美国公司获得关键设备。该公司此前的两年时间里一直在和伊拉克谈判，希望承揽巴格达的模拟网络地面站，做出那个决定的理由是迫于美国政府的压力。作为报复，伊拉克无线通讯办公室终止了与华为公司的一切合同，并中断了和那家美国公司的联系。但是，到了2002年，华为公司又利用印度的公司做中间继续非法向伊拉克提供光纤传输设备，用于那里的无线通讯项目。在伊拉克其它中国公司也不少，它们在那里的活动总结如下：
•违反联合国石油换食品规定，向伊拉克大肆出售设备的公司中有一家来自中国。这家公司向伊拉克出售光纤传输设备的要害部件。
•在自由伊拉克行动开始之前，还有一家中国公司同意向伊拉克提供交换设备，这是巴格达的一项大型交换项目中的一个部分。和另一家中国公司一起，该公司曾参与一项未受联合国限制的工程的投标。2002年底，该公司曾投标伊拉克的一项交换系统工程。
•有报道称，中国的一家公司通过中国的另外一家公司向伊拉克提供交换设备，这些设备被用于伊拉克受制裁的和不受制裁的工程项目。这家公司非法向约旦工程提供交换设备，约旦工程是巴格达的光纤网络项目，于2000年底完成。该公司有可能参与了向伊拉克提供功能超出联合国限制的交换设备。”（第2卷，第108页）
4、中国帮助伊拉克发展违禁武器：导弹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包括远程导弹、核武器、化学武器、生物武器等。由于萨达姆政权有在两伊战争和镇压国内反对派中滥用化学武器、悍然入侵科威特、威胁其它邻国等不良记录，联合国687号决议对伊拉克可拥有的武器有明确的界定。美国为首的联军虽然至今没有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是违禁武器还是有的。其中有不少是在中国的帮助下发展起来的。
“虽然中国在公开场合不止一次声称自己的立场是，伊拉克应该完全遵从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并和安理会及联合国秘书长全面合作，但是中国的公司却给伊拉克提供了有限但却十分重要的物资，包括陀螺仪、加速计、石墨和远程通讯设备。这些交易是通过由伊拉克军事工业委员会建立的网络、幌子公司和情报部来进行的。没有证据表明中国政府是向伊拉克出售违禁物资的同谋，很可能是那些刚刚私有化了的国有公司出于自愿，设法绕过国家的出口限制和联合国的官方监察而售出了这些违禁物资。在售出违禁物资的过程中，中国公司常常利用第三国或中间公司来把物资转手到伊拉克。本质上讲，中伊之间的采供关系在政治上是有问题的，经济上是只求实利的，但最终却为伊拉克提供了违禁物资，主要是远程通讯设备和弹道导弹设备。这种关系使伊拉克得以改善自己已有的导弹能力。
来自多方面的消息清楚表明，伊拉克和中国公司交易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技术和设备，来克服由于缺乏技术人才和关键元件而造成的导弹在惯性制导方面的不足。伊拉克在制造陀螺仪和高精度的加速计方面能力有限，又无法买到高精度的机械设备。中国公司乐于为伊拉克政权提供这些项目。
•2000年秋天，伊拉克向中国北方工业公司求购200架适用于俄罗斯和中国制造的巡航导弹上的陀螺仪，以及具有导弹加工功能的车床。北方工业公司是中国的一个军品供应商，多次受到美国制裁，2004年一年就受到两次制裁。
•2000年，阿尔拉瓦公司和一家中国公司签订合同，由中国公司向前者提供跟惯性制导系统有关的测试设备，包括一架测试陀螺仪的单轴转盘。
•2001年中，一位伊拉克情报部派驻到伊拉克驻中国大使馆的军人阿布达尔•瓦哈布，从一家尚不知名称的中国公司订购10到20架陀螺仪和10到20架加速计，总价值约18万美元。这些陀螺仪和加速计准备用于萨姆德2型和法塔赫型导弹的导航和控制系统。”（第2卷，第108页）
“伊拉克还试图从中国公司购入具有潜在的弹道导弹价值的军民两用物资。伊拉克试图购入的物资有推进燃料、石墨（一种用于导弹再入飞行器鼻锥的关键物资）、导向翼⒁(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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