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是说书的,我差一点就生在母亲说书的台子上。眼看就要生我了,还要上台呢,说着说着,突然肚子一绞疼,这才马上下台。我外祖父也说书,一辈辈地传下这手艺。常言道:“在行恨行。”我母亲没想过让我继承她的手艺,认为干这个没有地位。虽然我们生活宽裕些,但是属于“人下人”。你的任务就是给人说给人唱,千方百计把人哄乐了算,所以我父母那会儿不惜一切代价供我读书。但到了1952年,新社会搞文艺工作的人地位很高,挣的也比较多。转了半天我也没转出去,到底还是干这行了。
后来赶上“文化大革命”,每一次我都是“运动健将”,每一次运动都离不开我。运动来了,我就挨斗,常常被打得遍体是伤。肉体的伤害是次要的,主要是心灵伤害太大了。政治生命没了,由一个普通老百姓,一下子降到“四类”分子,人人可以监督管制你,你就不是人了,你是“阶级敌人”,这种伤害简直太大了。那时候一边劳动还要一边心里念著书。这不是说我已经看出来了,迟早有一天我还能重返舞台,只是为了消磨时光。
这一招很有效,一下地,我就背书,一点一点想我当初怎么说的……我心里想着事了,就不觉得苦恼了。日子就是这么着过来的。所以一平反,我就立马能上台了。应该说我的经历给我的说书艺术提供了有益的帮助。我历经的这些磨难,对看事情、看人,都好像长了不少知识似的。
我并不聪明。有些人说你脑子真好使,记了那么多部书,而且都不乱套,多少年一张嘴就来。这个算不了什么。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说评书,看着容易,做着难。说古论今,不是那么容易的,得费很多功夫。但我从小在这个世家长大,看的听的都是这个,经过耳濡目染,脑子里头有了很厚的积淀,倒也不是很费劲。
父母和老师一再告诫,做人首先把“德行”二字搁在前面,你第一要先有“德”,第二才能说得上有“才”。我从小特别注意,也不是做个样子给大家看,一生都是随和的人。
一辈子想来,人间的苦,大部分我都经受过。回过头来,我觉得挺自豪,就因为我受过那么多苦,我不娇气。我现在已经年近七旬,还不服老,要继续趁热打铁,更上一层楼,在晚年再多做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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