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四、五十岁的藏人都是一九五九年随同父母逃来印度的，当时他们还是孩子。他们对自己家乡的思念与日俱增。拜拉库比藏人居民点的达赖喇嘛代表土登安叶桑和父亲一起逃来印度时只有十二岁。他的母亲被中共关进了监狱，文革时被批斗致死，因为他家被划为地主。他说，“我对母亲唯一的记忆是她每天都在哭。”土登在尼泊尔上的大学，毕业后曾在藏人学校当校长，因此他去印度的中共领馆申请回藏探亲签证被拒绝。今年四十九岁的土登已流亡了三十八年，一直没
有机会回去西藏。他告诉我，“有一次我找到西藏和尼泊尔的一处边界，那里没有士兵守卫，我走了过去，当踩在西藏的土地时，我泪流满面，在那里呆呆地站了一个半小时。”
虽然土登有这样的经历，但他和绝大多数藏人一样，并不仇恨中国人，他认为是中国政府领导人给西藏带来了灾难。他说：“从我的内心，我非常希望西藏独立，但我百分之百地同意达赖喇嘛的观点，让西藏高度自治。我们西藏不能挑战中国，中国太大。我们希望和中国共享人类的价值。”他特别强调：“我们需要相互理解。我想百分之九十的中国人不知道西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们仅仅知道北京的宣传。从佛教的观点，应该告诉人们真实。”几乎所有我采访的藏人，
都渴望中国人倾听他们的声音，了解西藏的真实。拜拉库比“西藏妇女协会”主席措尼才仁在向我讲述流亡藏人的苦难时，泣不成声，她流着泪说，“告诉其他中国人，我们西藏人的苦难……”
哈达的重量
在没去印度南方的藏人居民点之前，好心的朋友劝我要小心，因为汉藏有很多隔阂和怨恨。但出乎意料的是，在藏人居民点，很多藏人向我献上表示友好的白色哈达。我一九九四年发表的“独立：西藏人民的权利”一文，被译成藏文，发行了藏文和中文两种小册子。所以藏人把我当作他们的朋友，有的还带着啤酒到我的住处，一定要和我干一杯。那份真诚和友情，让人很感动。一次我走在藏人居民点的大街上，当陪同我的藏人朋友向人介绍我是那篇文章的作者时，藏人立刻
献上一条哈达。我不禁纳闷，怎么街上的藏人兜里会随时揣着哈达。离开印度时，我的旅行包里多了七十多条哈达。背着这些哈达，更感觉心的沉重。
作为一个中国人，听藏人倾诉他们的苦难，会有特殊的难过。我想起一位中国记者朋友信中的话：“中国人的苦难，与藏人没关；但藏人的苦难，却和中国人有关系。”在返回纽约的飞机上，耳边一直轰响着那位西藏妇女协会主席的声音 “告诉其他中国人，我们西藏人的苦难！”
(《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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