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导正：我是如何被打成右派的

1954年9月，我带职到马列学院(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学习。在马列学院整整两周年，我受到马列主义理论和部分文化课的较全面的训练，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有了提高。如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抗日战争时期.我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是极为简单的。那时，我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平分土地、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1943年，我在应县任县委常委兼民运部长，曾在群众大会上演讲，说战争胜利后，每个农民都可以分到土地，地里收下的全归农民自己，连公粮也不用缴。解放战争时期，我学习了一些苏联的东西，知道了农民要搞集体化，按劳付酬。解放后，在新华社华北总分社，我形成了这样一个概念，社会主义就是集体化、大生产少苏维埃加电气化”。到了马列学院，经过系统的学习，我认识到:在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制后，除了认真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外，国内的任务主要是提高生产力，使国家尽快实现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马列学院的功课共有22门，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联共(布)党史、中**史、世界史、中国史、汉语语法修辞，等等。《资本论》也看了个轮廓。在我的一生中，这一段读书最为系统、全面，新闻理论、新闻技巧，全学了。两年后毕业时，意气风发，我想，自己本来有一些实际工作的经验，这次又掌握了系统的马列主义理论，又有刚刚结束的“八大”精神，我正年轻，只32岁，只要兢兢业业拼命干，后半生是可以为党和国家干些事情的。

哪想到，从这以后，反倒逐渐开始了我在政治上受挫折，跟着瞎胡闹又跟着挨棍子的时期。

　　　　从盲从到有点独立思考

　　1956年9月，我从马列学院毕业，被分配到新华社广东分社任社长。这时，党内“左”的错误慢慢膨胀开来，以后是1957年反右派，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1959年反右倾，一个运动挨着一个运动，一个高潮接一个高潮，大的考验到来了。

　　 从1950年开始，到“文化大革命”爆发，这15年多的时间，是毛主席由正确路线逐渐向消极方面转化的一个渐变过程。1956年以后，向消极方面的转化加速，越来越快地向‘深渊”滑去。当然这中间也有正确的时候，正确一下，错误一下，总的趋势是越来越不好。作为新华社的一个记者，一个组织者，是不可能离开或回避党的这一历程的。我所谓的考验，就是如何对待党的这个趋势，核心问题是搞不搞主观主义，敢不敢实事求是，能不能实事求是，敢不敢尊重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我在这个考验面前，有时顶住了，有时跟着犯错误。犯错误，有时是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