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刘晓波和余杰不久前被逮捕，后又被放，你怎样看这一事件？
任不寐：从两个方面谈：首先我们对这个案件表示震惊，在杜导斌被捕的时候，我也写过一个文章，“永远保持对罪恶的惊惧感”；另外一个方面是，也是在意料之中的，中共这样一个体制，对知识份子采取这样的反应，是符合他的逻辑的，这并不奇怪，他不这样做到怪了。主要是这两个方面的判断。
记者：作为名人，您是第一时间在大纪元网站站出来呼吁，向胡锦涛要人的。你当时写这篇文章的动机是甚么？
任不寐；首先我做出的反应不是从政治的角度做出的反应，而是从一个基本的朋友的、普遍的看法做出的反应，就是你把我的一个朋友抓起来。我有权利、责任做出这样的一个呼吁，我想中国的人权问题也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基点。就是遇到这样的案件的时候不要马上上升到甚么政治呀，甚么时代呀。那么很简单，就像两个人一样，你抓了我的人，我就跟你要人。……余杰是第一次有这样的遭遇，像我，包括刘晓波，我们这样的遭遇就不只一次了。我们也很担心对他的家人有太大的打击，看来还是很好，余杰和他的太太非常坚强。
当时我也很着急，希望国际舆论尽快的知道这件事，在最短的时间内就发这篇文章发出去了。
也应当感谢大纪元即时更新的这种办刊方针，应对中国的这类紧急情况还是非常重要的。
记者：看来这种呼吁也是起到作用了，两位很快都被释放了。那么，余杰和刘晓波都是大纪元的专栏作家，现在一些评论家认为，中共逮捕两位作家，同大纪元刊发9评文章有关。您对此有何看法？
任不寐：我不是特别清楚，是不是有联系。因为中共的操作都是很内部的，都是黑箱操作，所以我不清楚它为甚么会抓人。那么在此之前，他们也抓过非常有影响的人物，像丁子霖，像蒋彦勇，他们那个时候也没有顾及国际上的影响，当然我注意到有一些评论，说胡锦涛左转了，我不是完全赞成这样一个观点。为甚么呢？因为北京对言论的控制是一贯的，就从来不存在一个小王村。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整个2004年北京对人的迫害，“六四”十五周年前后，对丁子霖和蒋彦勇的迫害，到后面抓刘水、抓师涛，最近又抓黄金高。这样一些系列事件发展下来，所以北京对言论的控制是一贯的问题，没有说变不变的。
胡锦涛也好，江泽民也好他们在整个的政治背景下，对言论的控制并不奇怪，所以我也提醒舆论，这样的一个局面还会持续下去，除非中国真正的发生了更大的问题。江在“六四”这样的背景下，胡在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遗产背景下，无论是维护个人的权利，还是维护党的权利，都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持续重压这样一个政策。
记者：最近出现“极权主义回潮”的说法，你是怎么看的？
任不寐：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好像“极权主义”好像退潮了似的，实际上极权主义一直在那个地方，不存在回潮的问题。就像我们说，胡锦涛又左转了，实际上，他不需要左转，他一直左在那个地方。我像我们说中共又左了，这个就是一个假问题，因为中共一直左着呢。这个我想这个在逻辑上实际上是很清楚的。
为甚么会有这样的评论呢？有的时候，我们认为好像它这个时候右了，我想这个判断本身是不准确的。中共自己有的时候也会用这类话，比如他们前一段时间，正在制定一个紧急状态法，当时我写文章也批判了这个说法。因为紧急状态法在西方国家，一般情况下，国民生活在一个正常状态下，公民的权利、公民的自由有切实的保障。在紧急状态下，国家权力要部份限制公民权利，实行紧急状态。那么中国的情况完全相反，这个国家从1949年到今天，一直在紧急状态之中，限制公民权利是一种常态，所以不存在说，我们现在要制定一个紧急状态法，对中国来讲，最需要的是正常状态法。
同样道理，对海外舆论也应该调整过来。不存在“回潮”的说法。中共一直是一个极权主义国家，怎么存在回潮呢？从1949年以来一直在打压、在屠杀、在镇压、在疯狂的迫害，在延续其法西斯主义的政策。你今天说它“回潮”了，这个说法显然是不准确的。
记者：那么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这是体制的问题，执政党的问题，而不是领导这个人的问题？
任不寐：两方面。一方面，执政党和体制的问题，共产党国家一直是极权主义高压下的国家；那么另外一方面，胡锦涛上台后，在短期内会采取比较左的，或者延续江泽民的左倾路线。为甚么会这样？在中国权力交接的过程，也是权力斗争比较激烈的过程中，一般来讲，斗争的双方或多方都会采取更左的路线来防卫自己，“宁左毋右”才能在权力斗争中处于优势。
另外一方面，胡锦涛这个人，我认为他比江泽民更有忧患意识，他更能了解底层民众的骚动，我估计，他就会比江泽民有更大的恐惧，目前抓刘晓波、抓余杰、和一系列的行动，只不过是这种恐惧的表现，但是我相信，从六四到今天，恐惧就从来没有在中南海的议程上消退过。“稳定压挂磺小顾蛋琢司褪恰缚志逖沟沽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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