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不禁要问，难道中国煤矿工人的生命真的如此不值钱，难道一些人为了金钱和经济发展，真的可以抛弃社会生活中最值得珍惜的东西？以道德和价值的眼光来看，社会中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应当得到尊重，“血浓于水”，社会素质的提升远比片面追求利润，对社会整体发展要有益得多。
尽管中国经济成就举世瞩目，但因矿难事故，中国应当更加警醒矿难可能带来的潜在的社会危机。
回顾中国现代史，处在社会最底层的人，有最大的决心去要求完善或者改变抑制个人和社会发展的制度，并且改变自己个人的命运。今天，中国各级政府也应当更多关注底层人民的躁动和想法，并先入为主地去改善社会的制度和规范。
为什么出现矿难？
通常，辉煌和代价是两个分离不开的伴侣，中国经济连年来高达8％至9％的速度增长，其背后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由于制度的缺陷，煤矿工人所付出的巨大代价，远远超过了煤矿工人的所得。得益的就是整个国家和新兴的民营业主。
比如，中国煤矿工人是在每人月工资大约在500元人民币（约100新元）的情况下，在安全得不到完全保障的情况下进行生产作业的，根据中国国家安全生产管理局日前公布的《全国国有煤矿安全保障能力调研报告》，在今年中国19亿5000万吨原煤产量中，有7亿5000万吨是没有安全保障的，也是属于超能力生产。
中国在资源开采的低成本条件下取得了经济的高速增长，由于政府控制的廉价煤矿资源分配到高利润和高增长的行业，从而推动了中国经济这个火车头，而真正为这个火车头添煤者，那些成千上万的灰头土脸的煤矿工人的生命和权利，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
矿难的社会危机
近年来，中国国内连续爆发一些群体暴动事件，折射出社会公民对腐败以及权力对人权的漠视所产生的不满情绪。与过去中国出现的大规模群体动乱事件不同之处在于，如今更缺少政治色彩，而矿难激起的暴力事件，也是其中之一。
每年中国矿难死亡人数虽然不多，但超过3位数死亡事故，难免不引起国内和国际舆论的关注，某种程度上造成对中国各级政府的信任危机。
其实，中国政府也作出了相当大的努力来保护底层人民的需要，中国新政府领导人，无论是胡锦涛或温家宝，其亲民的形象都得到了国际的公认，特别是去年担任国务院总理之前，温家宝还走访了辽宁省的煤矿，并且下到了井底与工人在一起。温家宝也曾作出指示，要求改善煤矿工人的安全条件。
中国也突击清理了许多不合安全条件的小煤矿，但是遗憾的是，这些似乎没有起到多大的效果。人们不由担心，中国经济越是高速增长，煤矿工人承受的压力越大，煤矿事故越是频繁发生，而中国社会被压抑的社会危机就可能越膨胀。
制度创新和人权应受尊重
现在看起来，用行政手段来治理煤矿的安全状况是远远不够的，特别是当巨大的经济利益远远超过生产风险的时候，一些政府或企业当权者那怕是冒着“掉头”的危险，也会铤而走险，何况承担最大风险的是那些在第一线的煤矿工人。
中国矿难事故的发生，根本上是与中国煤矿市场和管理制度的缺陷脱不了关系，主要的问题就是国家的垄断和煤炭的低价制度。当经济增长的车轮走的越来越快的时候，制度就像被拖累得即将解体的马车，如果没有新的制度出现，可以说经济增长的速度也不可能维持太久。
要消除矿难，中国现在需要将煤矿工人的安全成本计入资源的真正的成本里面去，要做到这一点，就要以人为本，那怕是牺牲经济高速增长的代价，也要尊重煤矿工人的安全保障，尊重煤矿工人生命和他们作为人的价值。
这一点并不是做不到，30年代的美国，矿山每年的平均死亡人数为2000多人（中国目前为6000多人），到了上世纪90年代，美国矿山的死亡事故已经大幅度减少，特别是1993至2000年8年间，美国没有发生一起死亡3人以上的事故。原因就是，美国政府在保障矿山工人安全和健康权利方面，采取了越来越严格的法律制度，例如公布《联邦矿山安全与健康法》等。据专家推测，在1969年公布这个法律之后，美国矿山的死亡事故才得以减少。
应让工人诉诸自己的权利
南非的采矿业性质与中国大体相似，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工人以黑人居绝大多数，有不少是来自南部非洲邻国的临时劳工，矿山工人中大多是半熟练和非熟练工人。
为避免事故率上升，南非成立了里昂委员会，耗资800万美元，经过世界性的调查研究，向政府、矿主和矿业工会提出措施，即通过立法，建立起由政府部门（南非能源矿业部）、矿主、矿山雇员三方组成的“矿山健康和安全委员会”，雇员代表也包括进安全机构，这是世界矿业史上的创举。这对降低死亡事故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不过，与外国不同，中国除了需要在法律上给予煤矿工人安全保障之外，制度创新也是一条绕不开的道路。是要经济高速增长的表面光鲜的成就，故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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