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不禁要問，難道中國煤礦工人的生命真的如此不值錢，難道一些人為了金錢和經濟發展，真的可以拋棄社會生活中最值得珍惜的東西？以道德和價值的眼光來看，社會中每一個人的生命都應當得到尊重，「血濃於水」，社會素質的提升遠比片面追求利潤，對社會整體發展要有益得多。
儘管中國經濟成就舉世矚目，但因礦難事故，中國應當更加警醒礦難可能帶來的潛在的社會危機。
回顧中國現代史，處在社會最底層的人，有最大的決心去要求完善或者改變抑制個人和社會發展的制度，並且改變自己個人的命運。今天，中國各級政府也應當更多關注底層人民的躁動和想法，並先入為主地去改善社會的制度和規範。
為什麼出現礦難？
通常，輝煌和代價是兩個分離不開的伴侶，中國經濟連年來高達8％至9％的速度增長，其背後也付出了高昂的代價。由於制度的缺陷，煤礦工人所付出的巨大代價，遠遠超過了煤礦工人的所得。得益的就是整個國家和新興的民營業主。
比如，中國煤礦工人是在每人月工資大約在500元人民幣（約100新元）的情況下，在安全得不到完全保障的情況下進行生產作業的，根據中國國家安全生產管理局日前公布的《全國國有煤礦安全保障能力調研報告》，在今年中國19億5000萬噸原煤產量中，有7億5000萬噸是沒有安全保障的，也是屬於超能力生產。
中國在資源開採的低成本條件下取得了經濟的高速增長，由於政府控制的廉價煤礦資源分配到高利潤和高增長的行業，從而推動了中國經濟這個火車頭，而真正為這個火車頭添煤者，那些成千上萬的灰頭土臉的煤礦工人的生命和權利，卻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
礦難的社會危機
近年來，中國國內連續爆發一些群體暴動事件，折射出社會公民對腐敗以及權力對人權的漠視所產生的不滿情緒。與過去中國出現的大規模群體動亂事件不同之處在於，如今更缺少政治色彩，而礦難激起的暴力事件，也是其中之一。
每年中國礦難死亡人數雖然不多，但超過3位數死亡事故，難免不引起國內和國際輿論的關注，某種程度上造成對中國各級政府的信任危機。
其實，中國政府也作出了相當大的努力來保護底層人民的需要，中國新政府領導人，無論是胡錦濤或溫家寶，其親民的形象都得到了國際的公認，特別是去年擔任國務院總理之前，溫家寶還走訪了遼寧省的煤礦，並且下到了井底與工人在一起。溫家寶也曾作出指示，要求改善煤礦工人的安全條件。
中國也突擊清理了許多不合安全條件的小煤礦，但是遺憾的是，這些似乎沒有起到多大的效果。人們不由擔心，中國經濟越是高速增長，煤礦工人承受的壓力越大，煤礦事故越是頻繁發生，而中國社會被壓抑的社會危機就可能越膨脹。
制度創新和人權應受尊重
現在看起來，用行政手段來治理煤礦的安全狀況是遠遠不夠的，特別是當巨大的經濟利益遠遠超過生產風險的時候，一些政府或企業當權者那怕是冒著「掉頭」的危險，也會鋌而走險，何況承擔最大風險的是那些在第一線的煤礦工人。
中國礦難事故的發生，根本上是與中國煤礦市場和管理制度的缺陷脫不了關係，主要的問題就是國家的壟斷和煤炭的低價制度。當經濟增長的車輪走的越來越快的時候，制度就像被拖累得即將解體的馬車，如果沒有新的制度出現，可以說經濟增長的速度也不可能維持太久。
要消除礦難，中國現在需要將煤礦工人的安全成本計入資源的真正的成本裡面去，要做到這一點，就要以人為本，那怕是犧牲經濟高速增長的代價，也要尊重煤礦工人的安全保障，尊重煤礦工人生命和他們作為人的價值。
這一點並不是做不到，30年代的美國，礦山每年的平均死亡人數為2000多人（中國目前為6000多人），到了上世紀90年代，美國礦山的死亡事故已經大幅度減少，特別是1993至2000年8年間，美國沒有發生一起死亡3人以上的事故。原因就是，美國政府在保障礦山工人安全和健康權利方面，採取了越來越嚴格的法律制度，例如公布《聯邦礦山安全與健康法》等。據專家推測，在1969年公布這個法律之後，美國礦山的死亡事故才得以減少。
應讓工人訴諸自己的權利
南非的採礦業性質與中國大體相似，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工人以黑人居絕大多數，有不少是來自南部非洲鄰國的臨時勞工，礦山工人中大多是半熟練和非熟練工人。
為避免事故率上升，南非成立了里昂委員會，耗資800萬美元，經過世界性的調查研究，向政府、礦主和礦業工會提出措施，即通過立法，建立起由政府部門（南非能源礦業部）、礦主、礦山僱員三方組成的「礦山健康和安全委員會」，僱員代表也包括進安全機構，這是世界礦業史上的創舉。這對降低死亡事故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不過，與外國不同，中國除了需要在法律上給予煤礦工人安全保障之外，制度創新也是一條繞不開的道路。是要經濟高速增長的表面光鮮的成就，故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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