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识时务?

各个国家遇到非常变故时，就会宣布全国或某个地区处于紧急状态。但这毕竟是偶一为之，每次也不会持续很久。

唯独中国，自从“六四”以后，年年都要进入一次“紧急状态”。这已经成了规律。时间也是固定的，从三月到六月，大体上是四个月。不过中国当局都是黑箱作业，并不向社会公告紧急状态，而是“外松内紧”，只在内部上紧发条，因此苦了相关的国家工作人员和全体民警、刑警和武警，最忙的当然是国家安全部门所属的秘密警察。这四个月里，他们要真是如临大敌，夜以继日地瞪大眼寻找和监视“境内外敌对势力”的踪影。

紧急状态对一个国家来说，是病态，至少是神经处于紧张状态。偌大中国，每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定期发烧，长此以往，本来没有病也会折腾出病来，这是何苦呢？

原因很简单：邓小平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合法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在首都大规模屠杀和平抗议的青年学生和手无寸铁的无辜平民，已经犯下了战争罪行。同时他又从上海选来一个唯一敢在外地屠杀无辜平民和查封报纸的江泽民，并用坦克碾着长安街的鲜血把他送进中南海，成为中共（也就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这样一个靠血腥屠杀和军事政变上台的现代慈禧太后抱着一个不齿于人的儿皇帝所组成的独裁政权，一开始就成为千夫所指万人唾骂毫无合法性的窃国集团，在全世界已经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试问他们何尝睡过一个安稳的觉呢？

每年三月的所谓“两会”（人大和政协），无非是花费大量国帑和好酒好菜，把各地的“代表”和“委员”召来北京，纷纷奉命举手（人大代表）和拍手（政协委员），对一党专政表示效忠而已。这些衮衮诸公吃饱喝足之后，喜气洋洋，在台上台下表演得煞有介事，但老百姓根本没人把它当回事。反正有这些钦定代表和钦定委员年年行礼如仪，中国人民就算是“当家做主”了。

但是“六四”以后就不同了，这个沾满“六四”鲜血的窃国集团从一开始就把“两会”视为畏途。他们不但害怕奉命而来的代表和委员不愿再当花瓶，而且更怕民间冲击。他们最怕“两会”内外有人掀开他们的马蹄袖发现他们手上的血迹，因为这个赃证将使他们统治的合法性彻底破灭。所以每年一进入三月，这个统治集团就如临大敌，调动全部警力投入高度戒备。

三月过了，四月又有清明节。“四五”运动对一切人民公敌都不是好日子，因此也必须高度戒备。

五月份呢？有一个“五四”，对独裁者更是不祥，尤其八九年五月的天安门广场，更是现今中南海主人的恶梦。因此戒备尤其不可松懈。

接着就是那个最可怕的日子：“六四”。这是凶手杀人的日子。他们犯下滔天罪行的现场，早已通过电视留在全世界人民的心中。中国人民更是永世不会忘记。凶手们绝对逃不过历史的惩罚。每年这个日子还没有到，他们就已经心惊肉跳，魂飞魄散，当然戒备要越发森严了。

因此，每年从三月到六月，便成为中国特有的“敏感时期”。在这四个月里，窃国的凶手们如坐针毡，结果害得大批国家工作人员和普通警察不得休息，为保卫这些窃贼的安宁而昼夜操劳。

如今又进入三月，中南海里的人们又该犯病了。不过“六四”凶手已是死的死，退的退。江泽民虽然在新班子里安插了大批余孽，但这些人毕竟和元凶不同，对政变和屠城没有太多的直接责任。如果说，阿拉法特之死，使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的和解成为可能，那么江泽民的全退（今年人大该解除他的“国家军委主席”职务了），会不会使中国从“六四”阴影中走出来呢？识时务者为俊杰，如果有人能认清民主自由潮流，从毛邓江的泥坑里跳出来，顺水推舟，完全有可能走出自己的新路，那也就不必年年犯病，从三月份就发高烧，一直烧到六月了。谁能识这个时务呢？

编后漫笔

中共每年一度的“人大”会期又到，值得庆幸的是，一些“人大代表”和党外知名人士已敢于履行宪法所赋予的职责和权力，排除“官意”的干扰，贴近民意讲真话，向中共发“横炮”。“北方放语”《王光英轰党天下》、《人大提案集中八大议题》披露了“人大”开会前夕的异见和“噪音”。

中国大陆矿难频仍，有关当局视矿工人命如草芥，已引起国内民众的抨击和国际社会的关注，因为这正是和中共夸夸其谈的“最重要的”生存权有关。《辽宁大矿难黄菊被弹劾》是有关这方面的内幕性报道。曾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先生在《历史研究宜细不宜粗》一文中，针对中共有关对待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的指导思想作出了强有力的批判，是一篇具有深远意义的力作。

中国大陆著名异见人士刘晓波先生撰写的《政治严寒不再让我寒冷》，透露了在国内的政治严冬中，民间权利意识和良知的日益觉醒，是中国走向自由民主的希望所在。从长远角度来看，人们没有理由对自由民主的降临中国大地感到悲观。

《争鸣》2005年3月号